鼓山历史文脉十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王羲之。一代“书圣”同时又是王谢名流领军人物的王羲之，生当乱世，晋元帝南渡过江，即由其父王旷首倡其议，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其家族地位之崇高，殆非虚言。王羲之在《晋书》人物传一登场，就风流跌宕，惊艳夺目。其云：“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因此才有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名于世。这是那个动荡不羁的时代里独领风骚的时尚，王羲之得之矣，并领其军。梁慧皎《高僧传》中有支遁与王羲之初次相见一段描写，令人神往。其云：“王羲之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往之气何足言’。后遁既还剡，经由于郡。王故诣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得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遂披衿解带，流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其前倨后恭之态，跃然在目，可见其性情之率真，亦可见其恃才傲物。一个没有个性的艺术家只能是平庸的艺匠。也正因为此，在其任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之时，因与上司王述“情好不协”，乃于东晋永和十一年（355）三月九日在父母墓前誓词去官隐居，于上则“称病去郡”，等于病休。这与他文采飞扬地写《兰亭集序》不过二年。《晋书》称：“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朝廷以其词苦，亦不复征之。”辞官隐居以后，其足迹所至，应该比较广泛，但王羲之本传记载未详。只“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数句，透露其中消息。 

　　至此，需要重新梳理一下东晋时期剡中尤其是剡东一带高僧名士云集的盛况。隐居东岇山水帘洞边的竺法深（道潜），山东琅琊人，东晋时期高僧。丞相武昌郡公王敦之幼弟。不但与王羲之同乡，更是同宗同族，而且以帝王之师身份出入朝廷，他生于公元286年，卒于374年，如果王羲之辞官隐居之年为355年，则离他去世还有近20年，典籍中虽然没有两人交往的直接记载，但以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学识，不可能互不相识。另外，更有王羲之本传中提及的号称东晋佛学界的骄子支遁，两人初次见面就相见恨晚，他也是一个活跃于当时上流社会的高僧，《高僧传》说他买山而隐，隐居剡东沃洲山以后，在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晚年移居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食涧饮，浪志无生”，乃注《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等，晚出山阴，讲《维摩经》，支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两人相得益彰，风靡一时。他生于公元314年，而卒于366年，离355年王羲之辞官归隐还有11年。还有因写《天台山赋》闻名当时，自称其赋“掷地当作金石声”的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314—371），也与王羲之交好，是参加王羲之兰亭修禊的诗人和书法家。传记称：“温、王、郄、庾诸君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尤工书法，曾任临海章安令。还有许询，字玄度，有才操，善属文，与孙绰皆一时名流，亦参加兰亭修禊，其父曾任会稽内史，据《剡录》记载，许后入剡山，莫知所止，或以为升仙。除此以外，如以唐代诗人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而———考证罗列，则剡东沃洲一带，名士高僧，不可尽记矣。以王羲之的个性，与这些志趣相投倾心相交的朋友在一起，自是他最大愿望和乐趣。他辞官以后，犹如笼中之飞鸟般挣脱牢笼飞向剡东。唐诗人卢象有诗云：“玄度常称支道林，高人隐处白云深。一去人间长不见，千峰万壑势森森。”在王羲之眼中，剡东当如是也。同时他好天师道，“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这些都为他隐居剡东提供条件。 

　　正当人们为一代“书圣”王羲之晚年归隐何处争论得不可开交之际，新昌这片当时被称为剡东的高僧名士云集之地，发现清乾隆己酉（1789）《新剡琅琊王氏宗谱》和民国丙寅（1926）《梅山王氏宗谱》，两谱均收录王羲之《鼓山题辞》和唐平阳公路应《唐越州剡县鼓山王右军祠堂记》（以下简称《碑记》），为王羲之晚年行踪提供新的依据。在《鼓山题辞》中，王羲之云：“致政金庭，南明别墅。光鼓西涯，剡邑东鄙。绝巘周垂，崇高顿起。鼓宏对旗，颠夷若砥。其地可锄，有药堪饵。奚啻沃洲，岂让天姥。纯庵紫芝，爰居乐土。文坛武墠，鹅池墨沚。留侯赤松，明哲可许。诗赋英发，簪盖良土。眺望楼尺，思惟窃取。仲尼威仁，朝闻夕死。孟轲传道，无有乎尔。厥赋惟均，为之亦是。世远人非，知谁循此。右军镌石，鼓山同峙。”《碑记》则云：创金庭道院于功岭，晚年托迹炼丹鼓山，创庵紫芝，置山市田。其孙相国尚之居剡，立祠于山之麓，以奉祀事，轮奂辇飞，成一方千古之壮观。祖孙相望，自晋至今，名公巨卿，继迹史书，王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右军之绪，非天偏厚于王氏，修仁树义之报，理固尔也。越州古会稽，鼓山在支县剡地东鄙五山乡石牛镇下。右军早镇会稽，晚遁迹鼓山，即子房从赤松子游也。王氏尚之，即南朝徙居剡鄙即其居，立先祖祠堂。其支族子孙散之青、徐、扬、建邺，在在有之。开元中，王姓二人相属，来尹于剡，师其部之同宗，改作祠宇，载事于碑。后八十年，当元和改年，王氏伋，字希贤，由谏垣来守越，春行视农至剡，与宗人仁德公为京兆尹者，咸事于祠，思惟本源，曰：“故制桷朴隘窄，难以揭虔妥灵，而梁柱榱题，圮剥不治，图像破裂几沦，子孙不获荫庇。余惟遗绍，而尸其土，不图所以整理，罚其可辞。”乃命因故为新，方鸠雇工，惟月惟日，众工告成，大祀于祠，族属咸序，乃相与请词于京师，归而刻之于石。 

　　这两篇文献，因为最早发现于宗谱中，又时代较晚，于可信度而言，难免让人心生疑窦。但王羲之辞官以后，本传记载缺失，地方典籍又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今嵊州金庭观及王羲之墓而言，也不过是王羲之七世孙尚杲于隋大业七年(611)写的金庭《瀑布山展墓记》，其中记载：“尝闻先师智永和尚云：晋王右军乃吾七世祖也，宅在剡之金庭，而卒葬于其地，我欲踪迹之，而罢耄不能也。尔在便谊，询其存亡！杲谨佩不遗。大业辛未，杲游天台过金庭，卸锡雪溪道院，访陈迹，览佳山，因记先师遗语，求右军墓得于荆榛之麓，略备邱茔之制，墓而不坟，朴而不甃，杲惧久加荒秽，邱陵莫辨，征其八世孙乾复等共图之，立志石作飨亭，以便岁时祀”。得之于宗谱不说，其地点也模糊不清，与沈约及裴通所记之地势险要不类。而王羲之在剡东遗迹俱在，其好友支遁卒葬石城山，也是证据凿凿，无可置疑。更加其后裔留剡，分天姥、图山两派，也是事实。从大背景而言，这两篇文献当可作如是观。 

　　据万历新昌县志载：“鼓山为一邑之门户，脉自鹅峰，降于平衍，岿然突起。顶圆平，若鼓若屏，有泉池可田。山横截水浒，又称屏山”。与旗山（即磕山）称旗鼓相当，一邑风光形胜，荟萃于此。如今已俨然为城中公园，其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悠久，王谢风流，书圣胜迹，泽被千载，宜乎当有此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