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农民起义领袖袁晁，台州（今临海）人，本为台州胥史，奉命前去捕捉反抗暴征的农民，但他心地善良。到农村后，看到百姓为交租赋，把儿女插上草标，像牵牲口一样在大街出卖；还看到百姓吃的是山里的白蟹刺和树皮，饿得皮包骨头。因同情农民，拒绝执行抓捕命令，招致上司当头鞭打，打得鲜血淋漓。愤怒之下，他于宝应元年（762）8月25日，率领农民起义。由于官员们的暴政，民间已忍无可忍，一旦有人带头，便如干柴烈火般熊熊燃烧。一人振臂，万人呼应。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台州，“建元宝胜，以建丑为正月，积众二十万”，接着又连克衢州、越州（今绍兴市）、明州（今宁波市）等地，还取温州、处州（今丽水）等地，“尽有浙江之地”。

　　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息之际，浙东浙西（唐江南道浙西观察使简称，与浙东观察使合称两浙）是支撑唐朝中央政府抗击安史叛军所需钱粮来源的后方腹地。而此次农民军来势之迅猛，远出于统治者的意料，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集结了几十万人，整个浙东官僚机构与地方军队土崩瓦解，其西南前锋直达信州。大有在唐朝大后方掀起星火燎原之势，与北方安史残余势力和江淮地区“暴乱贼寇”如史朝义、刘展等势力形成南北呼应之局面，成为朝廷心腹大患。故唐朝中央有鉴于此，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快速打击战略，派遣在镇压安史之乱中屡建奇功的中兴名臣李光弼为统帅，率领“中央军”前来围剿。李光弼不愧为身经百战的战将，在选择作战地点上就棋高一着。其兵分二路，一自浙西入，由李光弼亲自带领，《资治通鉴》称“光弼遣兵破晁于衢州”，直扼浙西要冲，“大小必非一战”，使义军进退失据，陷于被动，“部将张伯仪功第一，授睦州刺史，左卫率李自良从讨晁，积阀至殿中监，左武卫中郎将柏良器亦以部民隶浙西豫平晁，其后潘狞虎胡参分据小伤蒸里又击破之”。一由东入（即剡东，今新昌），袁惨（按：惨为单人旁，下同）与王栖曜所谓连日十余战，起义军英勇抗击，终因力量悬殊，袁晁于广德元年（763）3月兵败被俘，次年11月在长安英勇就义。弟袁瑛率500人退入宁海县紫溪洞，坚持抵抗，被围绝粮，全部战死，起义失败。

　　据民国《新昌县志》大事记载：当时晁自台东出，分前后军，王师亦自东入台，当日必会师于剡中，此地为要害，刘长卿《和袁郎中破贼后军过剡中山兼上太尉》诗云：剡路除荆棘，王师罢鼓鼙。农归沧海畔，围解赤城西。兰渚催新幄，桃源识故蹊。已闻开阁待，谁许卧东溪。皇甫冉亦有和云：兵连越徼外，寇尽海门西。旌旗回剡岭，士马涤耶溪。今新昌与天台交接处关岭等地成为主战场之一，在新昌留有“石垒寨”遗址，为广德元年王师讨袁晁处，旁有李（光弼）相公庙。战争结束后，“擒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袁惨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笞臀逐之’”。这里，袁惨一方面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但同时也把一些本来要解押至京师的起义军中的随从者以鞭打以后私自释放了，也算是放人一马，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

　　（唐樟荣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