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涛

　　我，1937年11月4日出生于新昌县澄潭镇芝田村。芝田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个穷山村，田地少，人们的视线又被大山阻隔，从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村民世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多过着勉强温饱的生活。我家则更差，每年总有不少青黄不接的日子，只能以糠麸度日。我虚岁十岁那年，体重仅三十斤，现在简直不可想象。村里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整个山村上过初中的仅两人，其中一人是我小娘舅。为了完成学业，贫下中农家庭的外祖母不惜变卖了一亩田筹款。我跟母亲放过羊，养过蚕，度过艰苦的少年时代。

　　我先在芝田村小读完一、二年级，后转到澄潭镇中心小学继续读三、四年级，成绩稳居班上前三名。提前半年初中毕业，顺利地考上了高中——浙江省新昌中学。新昌中学是我成长的重要起点，因为我是从新昌中学走向南京、走向全国的。在新昌中学，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当时，新昌中学倡导“学问重实用，纪律贵严明”的校风，成为绍兴地区一类学校。那时，校长是金望平，是他培养了我严谨求实的作风和创新精神。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走廊课间休息，金校长看见我穿的中山装上风纪扣没有扣起来，他走到我面前指出我的马虎。他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学生的生活。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山区中学的校长，他不仅是管理严格的领导，而且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金校长带队到南京招商引资，热情招待新昌中学校友。又譬如，1997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金老师知道后，十分欣喜。新昌中学还有不少好老师。如白深炳老师，是我新昌中学高中三年的班主任兼化学老师。他教学认真，特别关心爱护学生。我高中毕业考上南京工学院后，他还多次给我写信，鼓励我不要因为俄语没有一点基础而苦恼，促使我的俄语水平很快赶上并超过了班上同学。陈梅是数学老师，她为我们后来搞理工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数学基础。高百寅是物理老师，据说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所以力学教得特别好，我也学得特别认真，成绩也突出，以致我后来也读了土木工程专业。中学学习，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学习，十分重要，这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母校的这些老师令人难忘。

　　新昌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土木系工民建专业，专攻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在导师的指导与培育下，我不懈地努力，对国际上40年代产生的、我国5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预应力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40多年来，我在预应力和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体系及计算方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并不断应用于建筑工程，提出了两类斜裂缝理论，确立了双向偏位计算和抗剪设计、损失计算等方法，完善了混凝土结构理论和设计方法，发展了大跨度预应力结构体系和设计方法，将预应力科技推广到钢结构和砌体结构中，完成了许多重大科技攻关课题，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项，发表论文130多篇，出版著作9部。

　　多年来，我参与设计不少科技攻关项目，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珠海拱北口岸工程是祖国内地通向澳门的重要工程，其设计为国内最大一幢民族样式的弧形大屋顶层建筑，采用多项新技术。我为这个建筑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工程设计了主体双向大跨度预应力框架结构，并为之进行试验和工程实测。工程建成后，在当地产生很大反响。

　　北京西客站工程是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工程，是京九铁路的龙头，主站房是一座集售票、候车、办公、行李托运及购物、餐饮、旅馆、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超大型公共建筑，气势宏伟。我承担并完成其中最大的科技攻关任务——东西45米跨度的预应力钢桁架的设计、试验和施工。我将预应力结构理论创新地运用到钢结构上，提高整体结构水平，使钢桁架少用200多吨钢材，比计划节省了百分之十五。1994年12月22日，总重量为1800吨的钢桁架安全准确地整体提升就位，标志着北京西客站主站房结构全部封顶。在封顶仪式上，我作为建设功臣之一坐在第一排，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此时，虽然寒风凛冽，但我心中却是热乎乎的，什么苦呀累呀，全都抛在脑后。

　　在江苏南京广播电视塔的设计中，当初广播电影电视部设计院突破传统的圆筒型塔身造型，将其建成新颖别致的三肢腿结构，但不知是否可行。我应邀进行了论证，认为设计是可行的，但是必须施加连梁和预应力来抗风和防裂。我主持了关键性的塔身结构计算和模拟试验，并作为工程的主要技术顾问，往来于研究所和工地之间，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如今，造型新颖、高达318.5米的电视塔矗立在大江之滨、秦淮河畔，为南京增添了新的景观。

　　1986年夏天，时任副教授的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破格审批为当时我国结构工程学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随即晋升为教授。这一年，我还获得国家人事部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这些荣誉都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培养人才，开展科学研究，解决工程设计难题。

　　到21世纪中叶的这几十年，是我们民族振兴、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科技创新人才是国家当务之急，也是我的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起，我担任了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指导访问学者和年轻教师的工作，先后培养64名博士生、67名硕士生和14名访问学者，可以算得上是个“多产”教师。

　　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我注意让学生在专业知识扎实的方向去闯新路，研究新问题，为他们选择的课题是国内从没有人做过的或比较新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有不少具有开拓性，甚至在国内外都是领先的。我还特别关注学生们的思想成长，尽管自己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但我总是抽出时间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在政治上进步，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要求他们做到德才兼备。这些年来，我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中有30多人在毕业前加入党组织。

　　尽管我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获得了不少荣誉，但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在我获得20万元何梁何利基金奖时，首先想到培养我的母校，捐献出10万元在东南大学设立奖学金，捐给新昌中学5万元设立奖学金，捐给新昌澄潭中学5万元设立英才奖学金。在我当选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我立即告诉母校老校长金望平老师。没有母校给我扎实的基础学习，就没有今天的院士，真是难忘母校，难忘恩师。

　　（作者1953年考入新昌中学。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

　　恩师琐记

　　俞跃卿

　　六七十年代的新昌城还很小，金望平老师的名气却很大。我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知道了金老师的名字。或许是从长辈们的交谈中，或许是从小学、初中老师的经常提及中，或许是从邻居学哥学姐的聊天中……我也搞不清楚是在哪里第一次见到金望平老师的。走在小小新昌城的东街、西街还是叉街口，一个高高瘦瘦的长者，他衣着整洁讲究，讲着带杭州腔的新昌话，满脸和霭满腹学问，会不经意间引起你的注意，他就是金望平老师。

　　1977年秋，我进新昌中学读高中，分在高一（4）班。上英语课，金老师走进了课堂。与记忆中有点不同的是，课堂上的金老师满脸威严，他眼神往全班同学一扫，就使喧闹的课堂瞬时安静了。那时，英语课是一门极不被重视的学科。1977年虽然恢复了高考，但英语成绩只有重点大学才以30%计入总分的。然而金老师却是认真的，一上课他就郑重声明“不好好学习，我找上你们祖宗三代，看你们谁丢得起这个脸！” 他这言一出，震醒了准备上课睡觉的同学。不管能否听懂（那时许多来自农村的同学根本没学过英语），全班同学们都打起精神正儿八经地上金老师的英语课。

　　课堂上的金老师很是严厉，但课堂外的金老师却是一脸和气。他笑眯眯地和遇到的每个学生打着招呼。有一次，他看到我先问候了一声“跃卿，你好！”我愣了一下，原来金老师知道我名字。自此以后，我学英语不敢怠慢，并且逐渐地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自己做老师，觉得当一位受学生喜欢的老师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要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如果第一天，或是第一个星期，你就会叫出你教的全部学生的名字，那将来肯定是一个好老师。2001年，我去美国一所高中进修，也刚好是学期开学之初，老师们在上课开始前不仅站在教室门口逐个问候每一个学生，而且在第二堂课时基本上能叫出学生的姓名。这是一种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管理学生亲近学生的方式，金老师深谙其道。

　　我在新昌中学读高二时，金老师重新出任新昌中学校长。他虽然不教我英语了，但金老师还是像以前一样关心我。我高考选择报考外语专业，但学校每周两节的英语课完全不适合我这样的学生。金老师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特意指定了毛乾康老师和贾桂岳两位外语老师给我课外辅导。对此，现在想起来，我仍很感动。那时的英语课本与高考内容一点都对不上，我也没做过任何模拟题，就背了些老师的辅导内容去高考了。虽然高考成绩不高，但还是上了录取分数线。当时，全校12个班的学生参加高考，上线才10来个学生，我很高兴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最后没被录取，但因为有了金老师的鼓励和帮助， 我再复习了一年。1980年高考，我的成绩超出本科50多分，考进了浙江师范大学。当年，新昌县文科只有9人被高校本科录取。能在那个年代考上本科，我由衷地感谢金老师的照顾和鼓励。

　　在进入浙江师范大学读书后不久，我给我的老师们一一写信，感谢他们对我的悉心培养。在给金老师写信时犹豫了一下，给校长写信，会不会太打扰？但最后，我还是给金老师寄出了信。出乎意料的是，金老师很快就回信了，而且是长长的一封信。此后，金老师也是每信必回。因此，每逢寒暑假回家，我总会和一些大学同学去拜访金老师。金老师每次都是侃侃而谈，从新昌的教育谈到国家的改革；从新中毕业或教过书的著名校友到他去农村家访时遇到趣闻乐事（如每去一家都得喝米海茶，家访回来肚子“撑破”的经历）；从外语教育谈到各个学科乃至佛学等等。每一次拜访，聆听金老师的讲话，感觉就像聆听大师教诲，思想精神的收获总是满满的。我为什么总是喜欢拜访金老师，原来除了感恩之外，还因为他能给我精神成长的营养。

　　在浙师大读大二时，金老师来信说要到金华来参加全省校长会议，到时过来看望在浙师大的新昌中学学生。金老师真的抽出时间来看望我们了，他是挤着公交车来到浙师大的,那时金华城里到浙师大的公交车很少。现在想想真是不容易，如果没有一分爱教育、爱学生的心，是绝对不会亲自来逐一看望在浙师大读书的新昌中学毕业的学生的。我记得，在浙师大校园，我们陪着金老师转悠了之后，金老师还在我们宿舍与我们聊了整个下午，那种热闹与平和的气氛引得其他学生也加入进来。当然，我们是骄傲无比，其他同学是羡慕不已。

　　1984年我从浙师大毕业，分配到新昌中学任教。这时，金老师已调离新昌中学担任县科协主席。因为我那时是高考恢复后第一个回新昌工作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所以金老师对我也有所期待。他常教育我要如何教好书，怎样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时社会学英语的热情有所提高，金老师觉得科技人才应该掌握一门外语。因此，他提议在科协办了一个英语班，让在新昌各个单位的大专以上毕业生有机会学习英语。县科协邀请我在周末去上课（免费），我记得第一个月听课有百来人。这样的上课，我一直坚持了三年，科协要给我一些讲课费，我坚持分文不收，因为我是金老师的学生。

　　在新昌中学老校址（即现在的实验中学）工作时，我经常会碰到金老师，金老师总是提着满满的一袋书行色匆匆地来回于图书馆的路上。有时没课，我也会和金老师在校园里聊聊天。那时，听金老师说得最多的是他感叹时间不够，要学的很多，书看不完。其实，当时金老师已退休了。2000年，新昌中学搬迁至西区，虽然来去不便，七十多岁的金老师还是会乘公交车，提着一大袋书到学校图书馆还书、借书。偶尔碰到，我会陪金老师在校园里边聊边走，有时也会谈及对人事人生的感慨。说到最后，金老师总是豁达地说：“凡事都要想通，一切都要看开，即便是生老病死。”是的，一个人看开权利金钱还不够，自身也要置之度外。当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时，金老师的教诲不时会在耳边响起，鞭策着我勇敢淡定前行。

　　2005年10月，新昌中学举行了80周年大庆。我受学校指派全程陪同80多岁的新昌中学名誉校长金老师参加校庆典礼。在校史成立馆的开馆仪式上，金老师热情地致了贺词。80多岁的金老师以他敏捷的思维、儒雅的风度、动情的话语感染了参加庆典的新中的学子和校友们。在金老师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新昌中学不凡的过去以及永远充满朝气、充满奋斗精神的未来。2009年的重阳节，我和学校的几位老师一同去拜访金老师。一走进他家，金老师就先祝贺我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金老师夫人陈月环老师（我们都习惯叫她月老师）拉着我的手说，金老师很高兴，你评上省劳动模范。我当时感动得无以言表。金老师不仅在我的学生时代关心帮助我，而且现在还在关注着我的成长和进步，真可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的，金老师给了我父亲般的爱。在近几年的节假日，我偶尔抽空去拜访金老师和月老师，每次推门进去时，总会看到金老师戴着老花镜在仔细研究唐、宋、明、清的历史，或拿着放大镜在潜心看着我几乎看不懂字的线装书，一旁的月老师爱怜地嗔怪：书怎么会看得完？实在是太爱看书了呀！看书比吃饭重要啊！聊天时，金老师都会关切地询问我家里的情况，每次我要走时，金老师总会搀扶着月老师一直坚持送我至门口。走下台阶，回望过去，还能看到金老师睿智慈祥的目光和月老师清瘦优雅的脸庞，他俩相携着向我缓缓道别……刹那间，我仿佛看到了一幅人间“最美的晚秋”，一幅我永远珍藏的画卷。

　　师恩浓浓，师恩难忘。

　　（作者为浙江省劳动模范，新昌中学英语高级教师）

　　颂老校长金望平

　　上联：投身革命时，求真理，索新知，信仰马恩先进主义。学，如切如磋；淡名利而名至实归。列绛帐，与同人乐育英才；种德树人，足为儒林师表；

　　下联：错定右派后，守清贫，甘淡泊，传承华夏经典遗存。中，不偏不倚；得宁静则风规自远。无杏坛，诸俊彦立雪程门；时敏日式，爰成学界硕人。

　　门生：肇明 敬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