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18岁的梁柏台以第3名的成绩在知新高小毕业。综合考虑家庭情况和本人年龄等，报考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被录取。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名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1908年4月正式开学，校舍是按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图样建造的，占地136亩，南北向七排长长的二层教学楼，可容纳学生千名，为当时全省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也是国内建立最早的六所著名师范学堂之一。1913年5月，因学校优级部取消，遂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制5年，入学资格为小学毕业经考试录用。
作为一所新办的新式学校，又是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历任校长注重优秀师资的引进，前期聘请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日籍老师，后来国内名师和明星老师也多有聚集：如马叙伦、周树人、许寿棠、沈尹默、钱均夫、单不痷、姜丹书、胡公冕、李叔同、张宗祥、陈望道、刘大白、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等。
梁柏台于1918年9月进校时，一些日籍老师已经离开，周树人、沈尹默等人北上到教育部任职，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尚未来校，但时任校长的经亨颐又聘请了李叔同等实力型师资，加上他强调老师专任（纠正当时有许多老师校外兼课致影响本校教学这一情况）和实行人格教育，学校教育呈现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考证梁柏台在浙一师的老师，只能从梁柏台留下的手稿（主要是日记，另有两三封书信中偶有涉及），结合有关浙一师的文章、书籍及其他史料进行。
梁柏台的日记（可惜只有他入学起一个多月时间的日记，即从1918年农历八月十二至九月十九）中写到的老师有“王先生”“范先生”“姜师”“王师”，以及“校长”。
《八月十三日日记》：“天气阴晴。下午四时开校友会，余也往焉。会单陈列第一为会长演说。会长即校长，因有要事不到，王先生代之。”
《八月十九日日记》：“天晴，上午第三时乃习字，范先生命吾辈一起同一字帖。”
《八月二十日日记》：“天晴，第二时至第三时乃画画科，姜师演讲图画之种类之作用”。
《八月二十二日日记》：“天晴。上午第一时修身科，王师讲礼法。”
《八月二十五日日记》：“天雨。早膳时，因饭有腐气，菜又不善，于是罢膳，命厨房再煮膳。后校长召集全校学生在礼堂训诫。”
《八月二十七日日记》：“天晴。孔子生日放假。早膳后在礼堂，校长演讲礼毕，至文庙行礼……游毕而归，过午膳后，乃蚕业学校阅览廿周纪念会。则同往时无有几人，至公园西泠印社，则校长在焉，同学亦有数十人，少憩即行。”
在陈刚先生的《梁柏台传》中有名有姓指出的是两位老师，一位是图画手工课老师姜丹书，他在书第50页中直接就说：“他的图画手工科老师姜丹书先生”。陈刚先生为什么用这么肯定的语言直指梁柏台的图画手工科老师就是姜丹书老师呢？我想一定是在采访相关人物时得到的确实讯息。姜姓是个小姓，而且姜丹书当时确实担任该校的图画手工科老师。姜丹书，1885年生，1962年卒。他是我国第一批近代意义上的艺术教育人才，1911年应聘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接替日籍老师，任教图画手工课。1917年，他编写的《美术史》《美术史参考书》被教育部审定为本科用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在解剖学、透视学和摄影等书画外延性学科的研究，也属国内创始。长期耕耘书画教坛，丰子恺、潘天寿、来楚生、郑午昌、赵丹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陈刚在《梁柏台传》中写明了姓名的另一位老师是范耀雯。不同于前面直接了当地指名道姓，而是通过第三者的话语说出的，在书第50页引用了梁柏台一师同学刘章新的一段话：“第二篇（指梁柏台第二篇日记，笔者注）讲到范耀雯老师用字帖教习字，烈士要求因才施教，我们一任自然，毫无改革愿望，这时也说明他与听任自然的众人不同。”话中，刘章新老人直接将日记中的“范师”说成“范耀雯老师”，这是当事者直接指认的确证了。范耀雯，杭州人，光绪年间举人，善八分书，稳练藏锋，至今的一些拍卖网上还能看到他的书法作品。
梁柏台日记中提到的“王先生”和“王师”，《梁柏台传》中没有说明。《经亨颐日记》1918年4月8日记中记着：“五时至校开慰劳会，余述开会辞。……次陈雄飞、王赓三相继演说。”7月11日日记中又有这样一句话：“返寓午膳后，邀王赓三、罗子纯来谈，为改组校务。即晚，同事数人叙于协顺兴。今日为暑假第一日，互相欢慰也。”王赓三时任学校的教务主任，是经的左膀右膊，那么“王先生”会不会就是这里的王赓三？因为在校友会上能代替校长讲话，教务主任当然是个合适的人选。而且在“一师风潮”起始，当局要调离经先生，安排的接任者也是王赓三，只是王做了一件很可嘉又很聪明的事——坚决拒绝接任，所以这个能代经在校友会上讲话的应该是王赓三。
梁柏台日记中提到上修身课的是“王师”。修身课老师当然首先得是个品行受敬重的人，加上这修身课专业性不是很强，适合负管理职责的校领导兼任，经亨颐校长也讲修身科。那么在八月二十二日给梁柏台讲礼法的修身课老师“王师”很有可能也是这位学校教务主任王赓三。
在梁柏台的日记中有多次提到上体操课的情况，可惜没有写出体操老师的名号。不过我们还是要提下当时在校的一位体操老师名叫胡公冕的。胡是1888年生人，浙江永嘉人。早期从军，曾参加1911年上海光复之役，后由沈钧儒介绍到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任体操老师。此人后来在“一师风潮”中挺身而出保护学生，再后来经陈望道介绍入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革命家，是浙南红十三军的创始人。1914年考入一师的丰子恺对胡老师上体操课的情况有过这样的回忆：“我们的体操先生似乎是一个军界出身的人。我们校里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枪。负了这种枪而上兵式体操课，是我最怕而博豪最嫌恶的事。”从梁柏台日记看，他当时刚入学，体操课还是基础的正步走，但当他到第二学期第三学期时，上的应该就是这样的体操课。而且有学者认为，杭州在1919年五月开始的几次学生游行之所以有组织有秩序，就是得益于平时的体操训练。
梁柏台入学前一个月刚好发生了学校音乐老师李叔同出家事件。李是1911年携日本美女春山淑子回国的，1912年到浙一师执教。经校长在李的要求下，特意批准购置了2架钢琴和50架风琴，辟出3间美术专用教室，设置装有落地窗帘的写生教室。李叔同在浙一师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教学：首开人体写生课、室内写作课、野外写生课、西洋美术史课、版画课、弹琴课等，让音乐、图画这些副课成了学校响当当的课。不过，李叔同佛心生长，1918年上半年学期结束后正式出家，梁柏台则是下半年入的学。虽然李叔同已不在校任教，但李叔同在学校教学上的影响一定是深远的。梁柏台在1919年下半年心情苦闷时曾萌发入山养心的心思，是否就是受李叔同的影响呢？
此外，从其它史料中可知，学校中有习字老师堵申埔，博物老师王祺，数学老师潘端甫，国文老师有单不庵、夏丏尊、郑渭川、徐国政、刘毓盘等，也曾请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叶墨君讲授国文教学法和心理学。
国文老师单不庵也是个值得一提的老师。因为，有学者认为他间接影响了施存统《非孝》一文（“一师风潮”导火线）的出世。单不庵，生于海宁硖石以治宋学闻名的书香门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补博士弟子员，获第一。1915年到浙一师任教，曾两度担任浙江图书馆编辑，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他是胡适推重的考据辞章方面的宿儒。同时，据说思想又不顽固。五四后任教北大，被北大师生誉为“两脚书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馆长接任者。他在浙一师多年，梁柏台的一师同学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等曾拜入他的门下，并受其影响甚深。施存统由国学门生转为传统家庭观念的叛徒，实则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转变。那么，梁柏台在浙一师时，与这样一位博学又开明的老师有过什么接触呢？对梁柏台又有过什么影响呢？
接下来，要说说“四大金刚”。这“四大金刚”及其代表的新潮老师们，正如一直公认的那样，他们对梁柏台的影响绝对是大的。梁柏台在1919年11月9日《给袁先生的信》中曾这样说他们：“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九、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
先来说说夏丏尊，在其他三位来校前，他已在校任教十来年了。他是1908年来校任教国文科，1912年起担任舍监。所谓舍监，也就是训育老师，管学生纪律的。任重要课程国文科又兼学校舍监，因此与梁柏台必定有过交集的。夏丏尊先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新文学教学了。
“四大金刚”的相聚则是这样的：自陈独秀、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以来，杭州与全国其他各地一样，经历了一个逐渐被接受的过程。到1919年，浙一师在经校长的支持下，已经明显倾向白话文。为此，一些不赞同白话文教学的国文教师如陈夔等，就盛气而辞，单不庵也走了。经校长慰留不住他们，就到“白屋”（刘大白的居所）先请了刘大白来补缺；与经校长熟悉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又向经推荐了吴兴同乡李次九；在省教育会的沈仲九向经推荐了留日归来的陈望道。所以，这三位都是在1919年暑假应允并在下半年开学来补不赞同白话文老师的缺的。陈夔等的出走反而成全了浙一师后来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也可能是间接导致了“一师风潮”的发生。
在经校长的支持下，以“四大金刚”为代表的新潮派老师在学校刮起了提倡白话文的大风。他们自己动手编白话文教材，有《新式标点用法》《国语法》《注音字母教授》，国文教材内的课文从《每周评论》《新潮》《新青年》等新潮报刊上选入胡适、周作人、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也选取张衡、黄宗羲等有民主思想的古人文章。对新思想新思潮已经极度赞成的梁柏台自然是再次极度拥护。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他书信称呼上的变化，由原来的“尊前敬禀者”“足下”“台鉴”改为“先生”，由原来的“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改为“亲爱的父母”；看到了他书信和作文语言由原来的文言改为白话文；看到了他在《1919年12月14日给孙纲球的信》和作文《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我对明强报的批评》中为白话文大力地鼓与呼。
还有一位师长，对梁柏台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甚至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的梁柏台的影响是最大的。不管这种影响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位师长就是前文中多次提到的经校长。经校长革新治校，又亲自给学生上课，梁柏台在手稿中也多次提到经校长给他们讲话。所以，说到梁柏台的老师，我们不能不说经校长。
曾为一师学生的曹聚仁回忆：“经先生个子很高，说话不多，而且是慢吞吞的。”“是一个富有艺术修养的文士，饮酒赋诗……”
很有点儒雅气质的经亨颐，其教育思想和治校理念在当时却是比较激进的：一是主张教育独立。他认为“教育为国家社会之先导，不随国家社会为浮沉也。”教育“万不可认为政府统治，当认为哲人统治。”官立浙一师必须“于政府统治之形式，寓有哲人统治之精神”。二是强调教育与社会的联结。“教育者与世无争，决非与世不融，欲实行其教育之目的，且须屈就与一般人民相交际，此名士之所不屑为，而教育家所不得不为。”“教育即生活，而非生活之准备，斯言于此次施行日本视察教育得之。”“学校即社会，学校与社会无所谓联络，无所谓密接。”所以，学校不是社会小模型，学校本身就是社会。三是主张人格教育。他的人格教育思想较为闻名，实际也就是培养健全和独立的人格，主张人格是做人的格式，思想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什么都要积极，学校当以陶冶人格为宗旨，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
倡导教育独立，给学生传导的意义包涵着漠视统治权威。倡导教育与社会的联结，这是鼓励学生不要死读书，要面向社会，融入社会，积极参加社会运动。所以，当五四运动的影响到达杭州后，浙一师成了杭州学生运动的主力。提倡“四自”，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一师学生独立精神和反权威（不仅指行政权威，更指教学权威和思想权威）行动得到鼓励，五四运动以后，浙一师真正实施学生自治，学生的言行越来越趋于独立和激进，不少学生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梁柏台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思想的巨大嬗变，并毅然离开这所学校，开启他辉煌而崭新的历程。
再回到梁柏台的手稿。他在1918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日记》中是这样记着的：“且夫本校之成立，学生颇为发达，校址甚广阔，自修室分为十八，苟藉舍监之管理”。在1919年5月《写给知新学校老师的信》中继续赞：“校中教师循循善诱，校长亦办事热心，故学生发达，同学亦皆和谐；每日功课分配得宜，课外运动各部皆有秩序；校内有花园，校后有学校园，课余亦可散步；其间要之设备完具，管理周到，在省垣各校中，以此为杰出矣。”1919年10月，在《给何宝运的信》中进一步说：“下半年的教员，大该提倡新文学的，如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袁易……这一班新教育家，我们浙江各校，所不能多得的，居然在本校任教员，怕不是难得么？所以时事新报社，给我们一封信，说我们的学校，在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第一个位子。以北大来作一个比例，大家觉得欢喜得很。”
所以梁柏台对他能在浙一师这样一所学校读书是感到庆幸和自豪的，对这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以及在他们的精心维护培育下的学校环境和校风是非常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