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幸福

　　浙江新昌大佛寺石弥勒像和它同时诞生、至今遗迹尚存的千佛岩造像为中国南北朝时期江南重要龛像遗迹，是中国早期石窟像在南方仅存的遗迹、江南早期巨型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历史文物价值可与闻名中外的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造像媲美。是佛教中国化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也是新昌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实物证据。其工程浩大，工艺精湛，震惊当世。南朝时期文学评论家刘勰撰写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称其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僧祐造像、刘勰撰碑，至今成为新昌大佛寺双璧。 

　　一、独特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渊源 

　　新昌位置独特，风光奇秀。新昌南连天台山，北接会稽山，地理位置独特。原属剡县（即今新昌县嵊州市），剡县设置于秦朝，由当地剡溪而得名。剡溪源于曹娥江上游，自古以来，以千岩竟秀、万壑争流、风光秀丽而著名。秦置县以来，属越州管辖，五代吴越王时分为嵊县和新昌两县，石城寺属后者管辖直至现在，故称剡县石城寺，又称瑞像寺、宝相寺，清末民初又俗称大佛寺，并沿袭至今。 

　　石城山开建佛寺早于东晋。东晋名僧支道林（314-366）晚年投栖于石城，游心禅苑，终焉于此（《高僧传》卷四）。古时还有他的墓葬存在。当时名流王珣、戴逵（安道）曾参拜他的墓地，称“神理绵绵，感怀不已。”（《世说新语》）再检《高僧传》，同时代的高僧于法兰，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温州地区），远瞩嶀（山）嵊（嵊山），遂居于石城山麓，即今之元化寺。其弟子于法开，亦于升平五年（361）归居石城山，续修元化寺，似乎也圆寂于此（《高僧传》卷四）。真正称为大佛寺开山祖师的是高僧帛僧光，即昙光，他于东晋永和（345-356）初漫游江东，投居石城山（《高僧传》卷十一），栖宿于石室中，名曰“隐岳”。因属同一地域，故隐岳寺就是石城寺之旧称。此外尚有竺昙猷（法猷）年轻时游历江左，后至石城山，乞食坐禅。（《高僧传》卷十一）这些高僧当时皆筑居石城山，为这块庄严净土的旖旎景色所流连。石城山属越州地区管辖，然而又处在天台文化圈内，可谓处于吴越和台温的交通纽结处。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使当时的佛教进入了光辉灿烂时期。此地罕见的岩壁与地质也给予洞窟巨像的营造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石佛造像发愿于僧护。《高僧传》卷十三有此记述。僧护是会稽剡县人，年少出家，戒行严净，后居于石城山隐岳寺。寺之北端岩壁陡峭，直上数十余丈，中间仿佛有如佛焰之形。上面树木丛生，曲枝垂阴。僧护每行至岩壁处，辄见光明焕发，闻丝竹管弦歌赞之声。于是他在此擎炉发誓，愿凿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尊容。使凡厥有缘之人，同睹龙华三会。至南齐建武（494-498）期间，疏凿移年，而石佛仅成面璞。不久，僧护遇疾而亡。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办。第二身中，具愿克果。”尔后，有沙门僧淑，继其遗业，终因资力不足，未能成遂。到了梁天监六年（507），始丰县（现为天台县）县令陆咸在罢邑还乡时，夜宿剡溪，正值风雨晦暝，因惊恐不能睡去。偶尔打盹时忽梦见三僧来告：“君识性坚正，自然安稳，然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护平豫。冥理非虚，宜相开发也。”但陆咸还乡一年后，竟忘了此梦。某日，他刚要出门就遇见一僧侣，僧侣说去年于剡溪所嘱建安王之事，尚能记否？陆咸答曰不记。僧云“宜更思之”，便飘然而去。陆咸悟其非凡，追及百余步却忽然不见。豁然知其意，乃追忆前梦，此僧侣即是在剡溪所梦见之三个僧侣中人。 

　　石佛造像完成于僧祐。陆咸上启建安王，建安王再上奏天子武帝，武帝遂敕遣僧祐专任营造石像之事。僧祐赴任前一日，寺僧慧逞梦见一黑衣大神，率一群翼从于佛龛前谋事。次日，僧祐至此，可谓神应。《高僧传》卷十一记曰：“初僧护所创凿龛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尤不施金箔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工，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从此，四方僧俗，提挟香华，不远万里集于石城寺。供施往还，轨迹不绝。”建安王因造像有功，竟也恢复了健康，并晋封为南平王。受武帝之敕，直接指挥石佛营造的僧祐（445-518），俗姓俞氏，生于建康。在齐梁佛教史上，是一位留下不朽业绩的名僧。他初出家于建初寺，后避至定林寺，从法达、法颖专治律学。又巡礼于阗、龟兹而随于法显门下，从事建初、定林及诸寺的修缮，及建斋会、造立藏经、校勘经典等事业。还出入南齐的文惠王、竟陵子（萧子良）之门，和沈约、刘勰等文人也交往甚密，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等著述传世。《高僧传》记曰：“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今上武帝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 

　　二、大佛寺佛像艺术及独特风格 

　　大佛寺全寺以石窟造像为特色，佛像规模宏大，通高16.3米，两膝相距10.6米。是中国南方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被誉为“越国敦煌”。由于凿刻大佛的传奇故事，人们也称大佛为“三生圣迹”。大佛寺的开凿年代与规模和山西云冈、河南龙门相近，比四川乐山大佛早200多年，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尊石雕大佛之一，后人称为“江南第一大佛”。 

　　“江南第一大佛”。大佛寺弥勒石像雕凿于悬崖绝壁之中，石佛座高2.4米，正面趺坐像高13.2米，阔15.9米，两膝相距10.6米，耳长2.7米，两手心向上交置膝间，掌心可容10余人。石弥勒像不仅以规模宏大，气势非凡著称于世，而且在造像艺术上也独具特色，石像盘膝而坐，容秀骨清，婉雅俊逸，端庄慈祥。额部宽阔，鼻当高隆，眉眼细长，方颐薄唇，两耳垂肩，身披袈裟，中胸袒露，衣着绉褶，自然流畅。给人一种超脱、庄严之感。在造像上作了两个艺术处理：一是适度放大头部，处理好视角差关系，使人们仰视大佛时，毫无比例失调之感，且面容亲近真实。另一个巧妙的创造是凿成深穴代替眼珠，使观瞻者不论从哪一角度仰视，均有与佛目光相接之感。石弥勒像融天竺风味与民族风格于一体，体现了南朝士大夫信仰与思辨相结合的精神世界，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一席之地，范文澜先生的《中国史简编》、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及金维诺所作的《中国美术史论述》中都作了记叙。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是新昌大佛寺大佛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中国石窟南朝宗教、造像及文学的宝贵文献。 

　　“越国敦煌”。千佛禅院位于大佛寺西北约300米，紧邻大佛寺的外山门，是除大佛之外的另一处石窟造像。因石窟内佛像总数超过1000，故名千佛禅院，俗称千佛岩。千佛岩佛像确有千尊以上，据统计，石窟内共有佛像1075座，大的有1米之多，小的仅数寸。千佛禅院前身是高僧于法兰创建的元化寺，成寺于公元345-356年，可见千佛岩的造像早于大佛。南朝时，南方很少有石窟造像，因此位于新昌石城山的千佛岩就显得异常珍贵。千佛禅院在“文革”时曾遭受损坏，但大多得到了保留，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古代石窟造像艺术建筑。千佛岩造像现虽已残损，但仍保持了南朝风貌，是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雕凿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是研究中国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实物例证之一，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被载入《中国百科全书·美术卷》《世界美术大全·南北朝卷》。 

　　三、刘勰碑记传千古 

　　刘勰（约465-532），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属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晋永嘉之乱，其先人逃难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但笃志好学，立志通过学业文章踏入仕途，立身扬名。南朝社会实行门阀制度，等级森严，出身贫寒的庶族子弟很难在仕途上获得发展。一心向学的刘勰便决定到建康（今南京）定林寺拜高僧僧祐为师。当时南京定林寺高僧辈出，名流云集，典藏丰富，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僧祐是定林寺的住持，他佛理精深，学问宏富，博览群书，是齐、梁佛教界的重要人物。刘勰拜他为师后，在以后十年里夜以继日，潜心攻读，刻苦治学，利用定林寺丰富的藏书，阅读了儒家的经典以及诸子百家、史传和各家的论文集，尤其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入的钻研，为以后撰著《文心雕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刘勰奉诏第二次进入定林寺，参与《众经要抄》一书的编辑。在昭明太子萧统死后，他第三次进入定林寺，同年五月皇帝下诏立了新的皇太子，任命了新的东宫通事舍人，刘勰受敕到定林寺撰经，直到撰经结束。 

　　刘勰擅佛理，京师的寺、塔以及有名的僧人的碑文，都一定请刘勰撰写。皇帝下令让他和慧震在定林寺考证、撰写经书，完成后，刘勰向朝廷乞求出家为僧，改名叫作“慧地”。他的文集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只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篇保存下来。 

　　《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又称《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载《全梁文》卷六）完整记载了石佛的建造经过和艺术特征：“（僧祐）律师应法若流，宣化如渴，扬船浙水，驰锡禹山。于是扪虚梯汉，构立栈道，状奇肱之飞车，类仙腹之悬阁。高张图范，冠彩虹霓；椎凿响于霞上，剖石洒乎云表。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也……青臒与丹砂竞彩，白鋈共紫铣争耀……梵王四鹄，徘徊而不去；帝释千马，踯躅而忘归矣。”碑文闳中肆外，神情四溢，介绍了建造剡山大佛的详细经过和它的崇高地位，成为留存于今的刘勰唯一保存完好的寺院碑记，具有较高的文献和文物价值，也是研究刘勰佛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更是传诵千古的著名碑记，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一样成为新昌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名文和金名片。 

　　（作者系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