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刹钟磬，天姥云霞，穿岩幽谷，潜溪波影，得天独厚的古老沃洲，山水奇丽，人文荟萃。新昌中学钟此山水之灵秀，汲此人文之精华，英才辈出，声名远播。新昌中学的发展史，既是一部奋斗史，更是一部光荣史。值此新昌中学迎来建校100周年之际，校庆筹备办公室特推出“百年新中”系列文章，希望能与您一起，倾听百年回响，共览世纪风华，承醇厚校风，催新人奋进，续辉煌新篇!与此同时，新昌中学长期向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征集校史、校友相关资料，以及回忆、怀念新中校园生活文章，希冀以翔实的资料丰富校史，以动情的叙述鲜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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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呕心一卷存青史

　　沥胆万言缘赤忱

　　他是新昌中学的优秀校友

　　也是时代英才

　　今天就让我们走近

　　1928届新昌中学优秀校友

　　——杨时展

　　长路漫漫，上下求索

　　杨时展（1913～1997），祖籍衢州，出生于宁波。其父杨辅庭（又名杨佐江）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并在国民政府任职。1924年其父被派遣驻防新昌，故随父母定居新昌，遂为新昌人。早年就读于新昌南明小学，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现新昌中学前身），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回到家乡新昌县，在民众教育馆从事平民教育工作。1932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6年末，参加国民政府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分配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1937年，调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后任主任。抗战爆发后，随机关转移到浙东山区坚持工作。在浙江财政厅工作期间，协助其胞弟共产党员陈山（原名杨时俊）成功营救多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新四军干部。1940年，出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因认识到国民政府的腐败，拒绝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1947年，因以教授身份救助受迫害的进步学生，遭到国民政府追查，被迫于1948年秋避往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底彻底平反；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了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的第一批人才。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2年国务院授予其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学术先驱，理论大成

　　杨时展先生治学严谨，创新求实，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以及会计、审计思想和史学等领域造诣精深，著述颇丰，成就非凡。他所提出的受托责任理论，会计控制系统的观点，差异分析不连锁的观点，以及审计建制民主化的思想，为国际会计界所公认，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率先研究管理会计和开设管理会计课程，带头恢复了我国中断30余年的审计学教学工作，并积极开展国家审计思想、审计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填补了解放后我国在这一科学领域的空白；他还提出了我国大学会计学系的第一个教学改革方案，将解放以来的“老三门”体系改为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电算化会计为主的新体系。

　　杨时展先生的“受托责任学说”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受托责任学说指出，任何个人和单位，接受了委托人的资金、资源，具有代为保管和运用这些资金和资源的权利，就应对委托人负起责任：以最大的忠诚，最使委托人满意的方式；运用受托的资金和资源，完成委托人托付；向委托人报告，请求解除责任。这种责任是因受托而引起的，就叫受托责任。同时，杨先生还认为，所谓委托人，就是人民、股东、捐款人、其他各种出资人，而受托人，则是政府、董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其他各种受资人。他从受托责任出发，对会计本质定义、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会计教学体系的完善等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甚至还对共产党的公仆论及为人民服务的论述也作了深入理解。

　　一片赤诚，大道至简

　　杨先生的一生可以说充满艰辛与坎坷。他经历了家境的起落，外敌的入侵，社会的动荡、战乱，饱受了解放后被错划右派、“十年内乱”的磨难，品尝过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感受过人民解放、改革开放的舒心，但不论悲喜，杨先生对人生真诚的追求依然执着，对党的信任、对为人民服务的信条更是痴心不改，对自己至诚执着、无怨无悔。早在1931年，杨先生毅然来到新昌民众教育馆，参加平民文化教育。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2年多时间里，他担任教员，为提高新昌民众的文化水平、宣传抗日倾心尽力。新中国成立后，杨先生将满身热忱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恢复工作后，杨先生将更大的精力投入改革开放之中，可谓老骥伏枥，为中国的会计、审计事业建言献策。

　　杨先生注重自身修养，视人生无小事。杨先生在民国时期担任专员办主任时经常要下基层，但他从来不乘坐轿车，而是穿着“草鞋”下基层。在回到新昌拜亲访友时，杨先生必先通知，到家门则先轻敲、后脱帽并鞠躬，其称之为知礼节。杨先生十分注重节约，他穿衣、吃饭等都非常朴素和简单，青布衫、打补丁在他身上时常可见。他死后连坟墓也未建，可知其淡泊。而他对学生朋友则十分慷慨，真正做到了“修己爱群”。

　　杨时展先生更是一心爱国，一片赤诚。随着两岸统一企盼的进一步升温，1993年10月，年届八十高龄的杨先生不顾年老，抓住学术交流的机会应邀访问台湾，拜会了自己的老师陈立夫先生（1932年，陈立夫在中央政治大学讲授《唯生论》，其深入浅出的讲解给杨时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陈立夫先生以师生情、同乡情和曾在英士大学任教授的感情加以渲染，希望老师能在促统上作出贡献，真可谓是人生易苍老、两岸的统一情难易。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与台湾管理会计学会的李宏健先生、东吴大学校长蒋孝慈（原名章孝慈、蒋经国的儿子）先生等进行学术探讨，在以学术促交流、以交流促统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桑梓情怀，心系新昌

　　杨先生对新昌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虽不在新昌出生，但他对新昌却有割舍不下的亲情与乡情，新昌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1924年其父被派遣驻防新昌，故随父母定居新昌，遂为新昌人。早年就读于新昌南明小学，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现新昌中学前身），在新昌中学的这一段学习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学校里的恩师挚友让新昌成了杨先生一生的牵挂。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后，杨先生又回到家乡新昌县，在民众教育馆从事平民教育工作。

　　新昌，于杨时展先生而言，有生他养他的父母，有爱他的姑姑，有尊敬他的表弟表妹，还有两个妹妹都在新昌成家立业（三妹杨雪吟将一生都贡献给了新昌中学的教育事业，终身为师）。他与新昌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

　　杨先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新昌人，平时讲话也是满口乡音。随着年龄的增长，杨先生思亲恋乡的心情倍增，在他恢复工作后曾四次回过新昌。1981年，杨先生刚恢复工作不久，经济还很拮据，60多岁的他带着想与家人诉说的话语，怀揣着急切的心情第一次回到了家乡，祭扫父母的坟墓，与父母诉说心里话；探望弟妹、朋友，照拂自己的小辈们；回忆求学往事，驻足新昌中学校门，可谓感慨万千。而后，杨先生还于1987年、1991年和1996年三次回过新昌。可以说，新昌承载着杨先生许多美好的回忆，是他人生起航的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