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春
新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脉绵长。当前，新昌正奋勇行进在“小县六大”出新出彩、“七个攻坚”图强争先的新征程上，探析新昌文脉对新昌发展的影响，对于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造新时代文化新昌具有重要意义。
一、 循背景之迹，溯新昌文脉之“源”
新昌文脉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背景下，由区域文明繁衍辐射而形成。
1.社会背景为新昌文脉形成提供了转机。社会背景是文化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两汉之前，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政治、经济中心，经济、农业、手工业发展很快。到了魏晋南北朝，北方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不少百姓南迁，中原人口逐步与江南人口融合，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经济中心也开始慢慢南移。特别西晋末，因北方民族南下引发“永嘉南渡”，大批士大夫避乱渡江，晋室在建康（南京）建立东晋，政治中心也开始南移，有了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南方经济突飞猛进。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剡东开始脱离相对封闭状态，区域文明开始萌芽。
2.文化背景为新昌文脉形成提供了时机。魏晋时期是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的大融合时期，更是思想的大活跃时期。两汉经学的僵化和集权政治的削弱，使得原有的经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再加上社会动荡，意识控制弱化，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原有的文化枷锁，社会层面思想变得活跃，传统的儒学独尊局面遭到破坏，文化发展也相对繁荣，各个学说层出不穷，儒学、道教、佛教多种思想并存，一些士大夫和文化人士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玄学的兴起，对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晋室南渡，中原文化也逐步融入南方地区，带动了包括剡东在内的南方文明的发展。
3.区域背景为新昌文脉形成提供了良机。据史学大师陈寅恪考证，琅琊王司马睿率百族南迁后，门阀士族多在建康首都作政治活动，至于殖产兴利、开发经济则在会稽、临海之间。原因就是建康近旁的义兴、吴郡、吴兴等产粮富庶地带早已被南方土著世家占有，除一些重臣被皇帝赐田于钟山附近外，其余南渡士族只能渡过钱塘江，向会稽郡属各县“求田问舍”，以谋求经济之发展。故此会稽山一带也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居住之地，聚集着大批名士高僧，形成“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盛况。正是在这样区域文明的影响下，剡东冠盖往来，名流云集，众多历史人物留下了活动足迹，剡东文化发展迎来了良机。
二、循演进之迹，悉新昌文脉之“络”
东汉以前，新昌文化相对落后，真正有文献记载和史迹可考的是东汉永平年间（58—75）刘阮遇仙故事（刘义庆《幽明录》）。以此为起点，区域文化逐步萌芽，演进轨迹十分清晰，即从佛教文化，再到唐诗文化，尔后宋韵文化勃兴，继而红色文化兴起，最终构成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多元一体、传承至今的新昌文脉，造就了新昌独具辨识度的文化形态。
1.佛教文化。形成于魏晋时期，对后世影响甚大。魏晋时期，由于各族统治者的提倡，使佛教有了肥沃的土壤，得到显著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时期，剡东佛教文化光彩夺目，一时成为南方佛教中心。新昌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晋中后期，是佛教文化的萌发期。西晋太康十年（289），西域僧人幽闲在澄潭横联村立新建寺，即现在的兴善寺，这也是绍兴最早的寺院。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称之为“浙江佛教先声”。这说明当时剡东已和佛教有了接触，但尚处在扩散时期，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第二阶段是东晋，是佛教文化的扩散期。咸康间（335—342），竺道潜居东岇山建东岇寺。永和间（345—365），支遁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后于石城建栖光寺），竺法友建法华台寺，昙光来石城建隐岳寺（大佛寺前身），于法兰在隐岳西侧创元化寺（今千佛禅院）。般若学“六家七宗”中，除“本无宗”外，其余“六家六宗”的创立者，几乎同时聚于剡东，造就十八高僧胜会沃洲的盛况，佛教文化发展十分繁荣。纵观在剡东活动的高僧，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与政局变动息息相关，当统治阶级信佛近佛时，他们就活跃于京师，往来于王室名流之中，致力于宣扬佛法，争取统治阶级对佛教的认可。当政策转变之际，他们就隐栖剡东，潜心著书解经。朝廷对待佛教的态度对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东晋时新昌佛教突然大放异彩，就是这个契机造成的。第三个阶段是南朝，是佛教文化的兴盛期。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提倡和崇奉佛教，佛教传播和发展更是惊人，剡东也迎来了第二次的建寺高潮。宋元嘉中（424—453），就有九峰寺、云居寺、方广寺、南岩寺等。齐永明年间（483—493），开凿石城、元化两处石窟。南北朝时期，剡地共四十个乡共建佛寺32所，其中剡东十三乡建寺14所，以三分之一的土地，建寺近半，可见剡东佛教文化之盛。
新昌佛教文化在南朝达到鼎盛后，在历朝历代都有发展，寺庙有所增多，但声势和影响力均不如魏晋南北朝，哪怕隋唐时期佛教鼎盛时，剡东佛教文化依然不如南北朝。明万历时，新昌有寺26所，清末则有34所。佛教在剡东的传播和流行，留下了深刻影响。一是奠定了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地位。在剡东活动的支遁等高僧，带领僧徒对原始佛教义理进行研究解构，翻译和整理了大量佛教经典，并撰写了许多佛学著作，发展了佛教思想，也使外来的佛教在传播中开始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二是留下了一流的艺术成果。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新昌佛教文化的兴衰而兴衰。石城寺石窟弥勒造像和千佛造像，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三是构筑了新昌人文精神的底色。佛教传入县境在新昌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中国化教义的推广，满足了普通信众的信仰心理需要，教化功能日益明显，成为新昌早期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核。
2.唐诗文化。主要形成于隋唐。剡东是“十八名士”和“十八高僧”胜会之地，天地人、时空事、儒释道等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都在剡东得到独特滋养、有机融合、个性发展，盛况空前的唐诗文化由此而生。据统计，《全唐诗》有作者2000余人，其中到过剡东的有278人，占了13%；《唐才子传》收录作者173人，62%的咏诗与剡中、剡东相关，可见当时县境文化之盛，堪称浙东文化中心。唐代诗人们游历剡东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朝圣而来。剡东人文渊薮，王羲之隐居、谢灵运开道等名士流风遗韵影响深远。唐代知识分子大多崇尚仙佛，出于对魏晋遗风的追慕，纷纷到剡东朝圣。以《全唐诗》和《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为准，涉及《沃洲山禅院》“十八名士”的诗篇228篇，其中戴逵占42%，王羲之25%，孙绰8%，涉及“十八高僧”的诗篇727篇，其中支道林占85%，竺道潜15%，南朝102篇，谢灵运占总诗篇的72%，隋32篇，智者占72%。如刘长卿“沃洲能共隐，不用道林钱”，刘禹锡“一旦扬眉望沃洲，自言王谢许同游”等，足见唐代诗人对魏晋遗风的仰慕。二是慕名而来。盛唐时来剡东的诗人俱名重一时，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对剡东文化底蕴和山水风光极尽赞美之词，使剡山剡溪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符号，自然引起当时其他诗人对剡东的向往，他们纷至沓来，所思所想所慕也充分反映在唐诗中。如朱放“月在沃洲山上，人归剡县溪边”等。如赵嘏“南岩气爽横郛郭，天姥云晴拂寺楼。”温庭筠“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等。三是游历而来。除了朝圣而来，慕名而来，还有一批诗人就是单纯地游历而来，简单地讲就是路过而已。从唐代各时期诗人入浙行踪及所留诗作看，剡东是唐朝诗人游历浙东的中心点，自钱塘江渡江抵越州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再从西陵（今西兴镇）渡口进入浙东运河到达越州（今浙江绍兴），然后沿越中名水剡溪上溯，经剡东，到达天台山。
唐诗文化带给新昌虽然没有多少物理意义上的遗存遗迹，但其意义和影响不可小觑。一是为山水注入了灵性。大量来剡东游历隐逸的文人，审美情绪安逸自得、豪迈豁达，为剡东山水注入了灵性、魅力与精神，留下了璀璨多元的人文风景，提升了新昌山水风光的人文内涵。二是为城市赋予了诗意。唐朝诗人们把新昌的自然地理和文化资源以“诗歌”为纽带串接在了一起，滋养了新昌的地域文化，赋予了新昌区别于其他城市的“诗意”的文化特质。三是为发展开辟了通道。这条游历路线改变了传统区域文化发展、交流的空间格局，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先进文化不断通过这条游历路线而广泛传播。1988年，竺岳兵首次把这条游历路线称为“剡溪唐诗之路”，1993年正式命名为“浙东唐诗之路”。
3.宋韵文化。主要形成于两宋，历经元、明、清各朝，绵延不绝。新昌宋韵文化，实质就是理学文化，本质上就是兴学育才，重视教育、重视教化。新昌宋韵文化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教育普及。教育机构蓬勃发展，崇文重教蔚然成风，形成了官学为主、义塾为辅的教育体系，再后来书院兴起，各个阶层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官方有县学。宋太平兴国中（976—984），张公良“立县治，建邑庠”。庆历五年（1045）下诏天下州县立学校，“建学兴善，以尊士大夫之行”，新昌建立县学。绍兴十四年（1141），林安宅“首以兴学为急”，鉴于“基址湫隘”，改迁县学于书案山麓。明洪武初，还曾出现过社学，每里1所，共42所，选民间俊秀子弟入学，聘年高有德的儒者为师。民间有私塾。民间办学之风盛行，最早的私塾是宋咸平二年（999) 建于石溪村的石溪义塾，并聘请程明道为师，大的家族也基本建有私塾。除了县学和义塾外，还有书院。宋嘉祐初（1056），石亚之筑室读于鼓山，称石鼓书堂，这是绍兴境内甚至浙江境内创办较早的著名书院。宋嘉泰三年（1203），陈祖创建桂山西塾，绍兴四年（1231），陈雷继承从祖遗业建桂山东塾，明嘉庆间，邑绅吕周绪、妻陈太恭人独捐资建鼓山书院，乾隆辛未（1751），邑令曹鎜建南明书院。清光绪二年（1876），西乡绅何维贤、黄琮、俞桂书等捐资创建沃西书院。及至晚清，私塾遍及乡里。民国36年（1947)，尚存改良私塾10所。二是文风昌盛。自宋代始新昌就弥漫着学术之风，程朱理学、陆王心理，新昌人都有深入的研究，文风昌盛是前所未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建都临安后，新昌当时是各派学说的汇聚之地，当时名儒相聚瓯（永嘉）、婺（永康），绍兴处于中间枢纽地位，儒家代表性人物在新昌活动交往较为频繁，朱熹、陈亮、陈傅良、叶适等南宋四位名儒与新昌石墪、黄度、俞浙等三位大儒交往密切，甚至一度在新昌任教，促进了新昌教育的普及和发达，对新昌地方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三是科第绵延。 “新昌为浙东小邑，而科第得人为最盛”。北宋期间，新昌有进士42人，到了南宋，新昌进士人数更多，达到70人，再加上补遗14人，两宋近三百年，共有进士126人，仅次于会稽县，占到绍兴618人的四分之一，其时新昌人口只占十五分之一，可见新昌科第之盛。元朝时，新昌进士3人，全绍兴24人。明朝建立后，宋韵文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士36人，这是继南宋以后以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又一高峰。
新昌理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文化的觉醒。新昌宋代之前的文化，更多的是属于外来文化，但宋韵文化的形成，则主要是依靠新昌本地人而形成的，是本地文化的自我觉醒，对后世影响深远。二是士人的崛起。义塾大兴，理学昌明，通过科第制度走上仕途的人越来越多了，进士群体、举人群体开始形成，本地开始出现大量人才。两宋举人55名，明朝有举人89人，岁贡180人，再加贡举补遗10人，荐辟39人，清朝有进士11人，举人68人，岁贡184人。这些人成为新昌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了新昌发展。三是教泽的传承。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教育，如宋朝知县王世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钱宏祖“此推崇教化之本”，元朝县尹完颜从忠“兴学乃令分内事”，明朝知县曹天宪“斯文之首务”，清朝涂日曜“计无逾于此者。民间士绅也十分重视教育，山区小县文化气息日益深厚，使新昌集聚了强大的人文力量。
4.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形成于民国初期至新昌解放。五四运动时，新昌就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火，一批批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1922年冬，梁柏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国建党早期党员。1927年2月，中共新昌独立支部成立，领导开展工农革命运动，支援北伐战争。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爆发了震惊全省的张万成农民暴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嵊新奉抗日根据地，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1945年9月底，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嵊新奉中心县委、嵊新奉县办事处的干部和武装，奉命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山东解放区。1948年，先后建立了嵊新奉、嵊新东、新天3个县工委，开辟了嵊新奉、嵊新东、新天3块游击区。1949年1月，浙东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近千人在新昌回山会师。5月18日，中共新昌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新昌县人民政府、新昌县大队在回山村宣布成立，指定了各区负责人。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21军61师挺进新昌县城，新昌迎来了解放。这个历史时期，自救自强是新昌文化的主旋律。一批批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打破了封建文化对新昌人民思想的禁锢，更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昌的传播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随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红色文化不断壮大，军民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屈的民族意志充分展现，成为新昌文脉灵魂所在。
三、循影响之迹，彰新昌文脉之“力”
千百年来，新昌逐步由“南明之小邑”，发展成“东浙之名区”，新昌文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以文化人，铸就了人文精神的底色
1.从精神传承讲，新昌人守正道、性温和。新昌人大多温和善良，普遍带有一种坚守正道、敦厚淡泊的性格，待人接物至真至诚。成化《新昌县志》称：“风俗淳庞而人才杰特”。万历《新昌县志》称：“独其俗淳厚”。这种求真向善的精神传承，一代一代影响着新昌人，并成为家风家训的重要内容。如被誉为“清官第一”的甄完，曾亲自订立甄氏祖训，涉及持身敦品、力学尊师、立业进取、守法秉正、淡泊戒贪、敦睦为善等26则。但也应该承认，这种向善的人文精神也一定程度形成了新昌人缺少竞争的性格。
2.从精神支柱讲，新昌人肯吃苦、敢担当。新昌自古就是蛮荒之地，资源少，条件差，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无渔盐舟楫之利，财赋岁入不及上县十之一二”。这种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并没有挫伤新昌人的锐气，反而养成了新昌人肯吃苦、敢担当、实干事、善创业的地域品格。县志载：民耐劳苦，勤耕读，尚礼文，节衣缩食而弦诵相闻。在这种务实创业精神的影响下，新昌较早得到了开发，人口慢慢聚集，由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有23000户，47767丁，到嘉定元年（1208）有28820户，77572口。近百年时间，人口增加了62%。后来也是凭着新昌人勤劳的双手，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征服自然、治穷图强的华美乐章。到1791年，全县人口增至21731户，共127506人。新昌解放后，新昌发展更是突飞猛进，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从精神因子讲，新昌人不守旧、敢尝试。古代新昌虽然地处偏僻，但并不闭塞落后，反而十分开放。自东晋中原士大夫南迁，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了新昌，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互相融合提升，形成了新昌文化兼容并收、博采众长、开放创新的特质。这种敢于尝试、开放创新的精神对新昌发展影响深刻。唐宋时期，新昌就有造纸、丝绸纺织、制茶、酿酒等手工制作加工业，所产剡溪月面松纹纸、竹纸、棉纸负有盛名。清代中叶以后，这种精神促使了近代工商业的萌芽，1724年开办了朱永兴铁铺， 1769年开办了两家纸厂和茧灶，1841年开办了章萃丰酒坊等手工企业。新昌解放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后，这种影响愈加突出，促使新昌形成了体制上的先发优势。进入21世纪，又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综合实力显着提升。
（二）以文载道，造就了社会和谐的底蕴
1.孕育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社会风尚。新昌人勤学习、敬人才。新昌素来非常敬才惜才，重视人才，重视教育的风气绵延不绝，传承至今。万历《新昌县志》载：先民之流风善教犹有存焉，故于东南为望邑。康熙《新昌县志》说：特其地多闻人，为孝友、为节义、为理学，经济文章，代不绝书。崇文重教的传统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新昌众多官宦书香世家，出了许多知名的人物。他们在不同社会时期不同工作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新昌人的标杆形象，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新昌人把这种风气传承下去。1979自恢复高考以来，到2020年，有160多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其中北大87人，清华46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
2.滋育了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的社会风骨。古代新昌，地广人稀，山深林密，交通不便，长期封闭。但随着建县后经济的发展，新昌逐渐成为交通要塞，“东通台温，东南明州，西南婺州，西接剡及郡，往来咽喉”，历代军事活动频繁，饱受战乱之苦。“徽宗宣和庚子，方腊起为乱，入邑焚民居殆尽”，“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婺寇杨震龙入邑，焚官舍民居略尽。”“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冬，倭寇九十余人入邑，焚民居，吏民逃窜。”等史载不绝，可谓“鼎革之变，动辄有事”，新昌人民遭受了巨大痛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批忠义之士挺身而出，如“元朝元将伯颜南侵，陈非熊率家人集义勇千余，力战而死。”“九·一八”事变后，东乡西山村民和县城商界立即组织“志愿义勇军”，还有后来的梁柏台以身许国、英勇牺牲等，这些充分展示了新昌人救亡图强、自强不息的凛然气节和社会风骨。
3.哺育了自力更生、团结奋斗的社会风气。新昌在绍兴八府中，建制最晚，又是最僻，“壤地小而财赋寡”。在这块美丽而贫瘠的土地上，新昌先民胼手胝足，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县志载：百尺梯田，农人耕于天际；鸟道盘桓，岭路通向山巅。这种社会风气支撑着新昌一步步走向昌盛。宋朝等次为“紧”县（为望、紧、上、中、下，3000户以上为紧），元代为“中”县（分上、中、下三等，2000户以上为中），明代为“望县”，清代为“三等县”。新昌解放后，这种社会风气引领下，新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焕发出前所末有的生机和活力，走出了一条从科技强到产业优、生态好的发展新路，2001年成为全国百强县，2023年在全国县域综合竞争力位列第52位。
（三）以文图强，筑就了千年发展的底座
建县以来，新昌文脉在三个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助推新昌驶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新昌置县到两宋时期。随着唐末和两宋之际大量衣冠南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技术，江南平原地区得到了高度开发，不少新耕地被开发出来，农田的开辟增加了粮食的供应，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两宋时期江南水利建设得到高度重视，农业耕作技术获得迅速发展，亩产量大幅提高，农民生活较为稳定，地方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山区小县迎来了文化发展的高峰，为新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土壤。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人口开始集聚，教化渐见推行，偏僻山区逐步得到开发。两宋时期，新昌的可耕地多已开发，接近20万亩，元至元二十七年，田亩超过了22万亩。明万历六年，田地山塘加起来达到30万亩，此后基本稳定在30万亩左右。
2.清中期到民国初期。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吸引了更多的人向新昌集聚，迎来了近代工商业的萌芽，为新昌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近代工商业开始萌芽，工场手工业开始起步。随着人口的增多，工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新昌工业开始萌芽，催生了一批手工作坊。到清末民初，全县共兴办各类手工作坊191家，涉及到铜、锡、铁、木、竹、印刷、成衣、酿酒、银楼等21个行业。民国时期，近代工商业零星发展，工业有碾米、织布、制茶、缫丝、发电等数十家，商号近千家，并形成了烟、茶、丝、术等四大传统产业。到1934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约4000万元。这些手工作坊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新昌工业基础。
3.建国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新昌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综合实力显着提升。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解放后，经过几个时期建设，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并不断发展，建成了丝厂、轴承厂、制药厂、丝织厂、毛巾厂、水泥厂等一批企业，完成了长诏水库、自来水厂、电力公司、新昌大桥等一批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县城面积有所扩大。到1979年，工业比重首次超过农业，工农业总产值达1.8亿元。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开放后，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驶入快车道。1984年，新昌率先在企业中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工效挂钩”制度，实行“放水养鱼”政策，形成了体制上的先发优势。1993年，新昌又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成为当时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典型，形成了国企改革的“新昌经验”和“新昌现象”。1995年前后，新昌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要求，抓住科技创新的机遇，形成了科技上的先发优势。第三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县上下，坚定走好“工业立县、生态兴县、创新强县”发展路径，绘就出化茧成蝶、繁荣昌盛的壮美画卷，核心竞争力、对外知名度、发展均衡性迈上了新的台阶。
一个地方的发展，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新昌文脉，是历史赐予新昌的宝贵财富。全县上下要坚定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保护和传承好历史文脉，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新昌，推动新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县史志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