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

　　《白氏长庆集》中收录《沃洲山禅院记》一文，记载东晋时期在剡东沃洲一带盘桓过的有名士十八、高僧十八。对此，后人多有引用与称道。所记十八名士，个别文字有误，如谢长霞应为谢长度，蔡叔子应为蔡子叔，一般没什么问题。但所记十八高僧的姓名，由于全称与简称并存，解读上就发生困难和分歧。今对照各种典籍记载，考略如下。

　　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原文是“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有乾兴渊支道（遁）开威蕴崇实（宾）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按：“道”“实”，《东岇志略》误记为遁、宾）

　　《剡录》对这段话注释是：“乾兴渊、支道开、威、蕴、崇、实、光、识、斐、藏、济、度、逞、印，自威至印一字为一僧（十二人），与白道猷、竺法潜、支道林、乾兴渊、支道开，凡十八高僧皆居沃洲山”。《民国新昌县志》的注释是：“府志则分道猷、道一、法潜、道林为四外，谓光即昙光、崇即法崇、斐即昙斐，俱见《剡录》中。惟所云乾兴渊当有误，意者亦如字，读乾即潜，兴即法兴，惟渊未知，即《剡录》亦未明言。又《世说》所称：支遁、道林本一人；道一、道猷又一人，开亦未知即竺法开否？均皆测度而言。释氏本不言姓，其所称白、竺、昙，殆随事各以佛书名义氏之，固无一定欤！”

　　《剡录》和《民国新昌县志》的注释明显不能令人满意，带有牵强猜度之嫌。

　　清康熙年间闻性道编撰《东岇志略》，对十八高僧作了考证，较《剡录》及《民国新昌县志》要深入得多。《东岇志略》载：“按乾兴等十八字一字一僧之名也。十八僧在白与竺、支、静之外，而复有支遁，支遁即支道林，岂支道林与遁又别为二人耶？蒙（某）意支遁二字写刻者之讹耳！今会稽十八僧名，唯乾、宾、度、逞、印五僧未得考据，其可考据者十有三僧：所谓‘兴’者当是竺法兴；‘渊’者当是支法渊；‘遁’者疑是‘道’字之伪，或是于法道也；此三人者与石城元化寺之于法兰同时比德。‘支’者疑‘友’字之伪，或即竺法友也；‘蕴’者当是竺法蕴；‘识’者当是康法识；‘济’者当是竺法济；四僧皆与竺潜同居东岇。‘开’者当是于法开；‘威’者当是于法威。开乃于法兰弟子，妙通医法；威则开弟子，清悟有枢辩，均居石城元化寺。‘崇’者当是竺法崇，以戒节见称，后隐剡之葛岘山；‘光’者当是帛僧光（即昙光），尝居之隐岳

　　山（即石城山）。‘斐’者当是昙斐；

　　‘藏’者当是法藏。斐、藏并居剡之法华台寺。”（原按：法藏实居南岩寺）

　　《东岇志略》的考证，冲破了“十八高僧”这一数字框框，将“乾”至“印”十八字解作一字一僧，否定了“乾兴渊、支遁开〞六字为二人的说法，文句的理解上通顺多了，但高僧的人数却由一字一僧共十八人，加上白道猷、竺道潜、支道林三人，合为二十一人。《东岇志略》的作者由于直接引证梁·慧皎《高僧传》作核对，提出字形有讹误，说得比较有道理，可信度比《剡录》《民国新昌县志》的解释大多了。但作者对白居易《禅院记》何以记载不清楚未作深入探索，仍然难以

　　解除读者的猜疑。

　　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分析一下白氏撰《禅院记》的资料来源及存在问题，可能更有助于澄清迷雾。

　　白居易自称：“寂然遣门徒常贽自剡抵洛，持书与图，请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可见《禅院记》写于洛阳，乐天并未亲临沃洲，写作材料全部是寂然提供的。寂然所

　　供资料如有疏误，白乐天即无从订正。寂然生在唐朝中期以后，离高僧活动于沃洲已隔四百多年，对当时情况不一定了解全面，传闻所知也不一定确实，他所持的书与图，我们已无从得见。同时，《禅院记》刊石后几经兴废、传抄，舛误、疏漏在所不免。总之，对《禅院记》说到十八高僧那段文字，确实不能轻信。据历史记载统计，实际上当时在剡高僧、名士都不止十八人。古时惯以“九”表众多，十八是九的倍数，亦是泛指多的意思，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等古书中常见的数字，也属同理。哪有名士、高僧刚好都是十八人的巧事呢？

　　东晋时期，剡地确为名士、高僧汇集之地，孙绰曾以七僧比七贤，其中三僧居于剡：居东岇的竺法深比刘伯伦；居沃洲的支道林比向子期；居石城的于法兰比阮嗣宗。而白居易《禅院记》中居然没有提到于法兰，岂非极大的疏忽！

　　现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入剡高僧按隐居地点，逐一简介如下：

　　居东岇者七人：

　　1．竺潜（285~374)，字法深，俗姓王，琅琊人。晋丞相王敦之弟。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肃祖升遐。王、庾又薨（340)，乃隐迹剡山，遂其初志，隐东岇三十余年（340~374)。创般若学本无异宗，应是岇山最早开山者。支遁遣使买沃洲小岭，潜答“欲来当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哀帝时（362~365)，简文为相，曾入京，后乃启还剡之岇山。晋宁康二年（374）卒于山馆，春秋八十有九。

　　2．竺法友，志业强正，博通众典，后立剡县城南台寺，曾助竺法护译《贤劫经》。

　　3．竺法蕴，悟解入玄，尤善《放光般若》，倡心无宗。

　　4．康法识，有议学之功，以

　　草隶著名。

　　5．竺法济，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门传》。

　　以上四人皆竺潜之神足，附见《竺潜传》。

　　6．释道宝，俗姓王，琅琊人，晋丞相王导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辞荣，居东岇。附见《竺法崇传》。

　　7. 释惠静（410~468)，俗姓邵，余杭人，刘宋大明间（457~464）居剡之法华台寺。后憩东岇山。宋太始中（465 ~ 471）卒，寿五十八。

　　居沃洲者四人：

　　8. 白道猷，或作帛道猷，山阴人，性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风。永和中（345~346）居剡沃洲山（原按：《道壹传》作太元中）。尝与竺道壹友，有诗与书往返。这里要说明一下，白居易认为白道猷是沃洲开山之祖，但所引《招道壹诗》却是支遁去世后的作品。《东岇志略》已指出此中矛盾了。

　　9．支道林（313~366)，咸康间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创般若即色宗。晋哀帝即位（362)，徵请出都，留京三载，乃还东山，既而收迹剡山，养马、放鹤，尽其性情。晚移石城山，立栖光寺。太和元年(366）闰四月四日终于所在，春秋五十又三。

　　10．支法度（或曰法虔），支遁同学，精理入神，先遁亡。见《支遁传》。

　　11．竺法仰，以慧解致闻，为王坦之所重。见《支遁传》。

　　居石城者九人：

　　12．昙光（286~396)，或曰帛僧光，晋永和初（345）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创隐岳寺，处山五十三载，卒年一百十岁。

　　13．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事迹与昙光相似，疑为一人。后居赤城山。

　　14．于法兰，十五出家，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即元化寺。为求圆教，远适西域，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

　　15．竺法兴，以洽见知名。

　　16．支法渊，以才华称著。

　　17．于法道，以义解驰声。

　　以上三人均附见《于法兰传》，与兰同时比德。

　　18．于法开，为于法兰弟子，妙通医术，孝宗崩后，还剡续修元化寺，创识含宗。

　　19．于道邃，敦煌人，于法兰弟子。高简雅素，有古人风。性好山泽，隐居石城。随于法兰适西域而卒。

　　20．于法威，于法开弟子，清悟有机辩，奉师命出，经山阴，支遁正讲小品，得于法开示语，遂屈支遁。附见《于法开传》。

　　曾居石城的高僧还有齐、梁时先后造大石像的护、淑、祐。

　　其余居剡或曾至剡者尚有九人：

　　21．竺法崇，少入道，以戒节见称，后还剡之葛岘山，茅庵涧饮，东瓯学者竟往凑也。

　　22．竺法义，居始宁，年十三遇深公，从深公学，太元五年卒于都。赐钱十万买冈为墓，起塔三级，卒年七十四。

　　23．支昙兰（337~420)，青州人。晋太元中（376~396）游剡，后憩始丰赤城山。晋元熙中（419~420）卒于山，春秋八十三。

　　24．竺道壹，即道一，晋太和中

　　（366-370）出都止瓦官寺，简文帝

　　深所见重。帝崩（372)；壹师竺法汰又亡（387)，东还，住虎丘山。白道猷在若耶，曾遗诗招其入越，郡守王荟创嘉祥寺奉为僧首。卒年七十一，弟子道宝，俗姓张，吴人。

　　25．昙济，宋元嘉间来住孟塘山，作《七宗论》，元徽三年(475）卒，见谢灵运《山居赋》。《昙斌传》附见。

　　26．释法宗，剡地法华台寺僧，有射孕鹿堕胎而悔悟出家的故事。

　　27．昙斐，俗姓王，会稽剡人，少受业慧基法师，居法华台寺，精研《净名》小品，天监十七年（518）卒，春秋七十六。

　　28．法藏，以介节见称，居南岩寺。

　　29．释僧柔，俗姓陶，丹阳人，后入剡白石山灵鹫寺。

　　以上介绍入剡高僧共廿九人，按到剡时期分，计廿四人在东晋；三人在刘宋时期（东岇慧静、孟山昙济、法华台寺释法宗）；三人在齐梁时期（僧护、法华台寺昙斐、南岩寺法藏）。

　　将以上高僧名单与白氏《禅院记》十八高僧对照，相合的有十二人：蕴、识、济（岇山竺潜徒）、光（石城隐岳）、兴、渊、道、开、威（元化寺于法兰之徒）、斐（居法华台寺）、藏（居南岩寺）、崇（居葛岘山）。字形相近的有四人。“友”误作“支”，当系竺法友；“宝”误作“实”，或误作“宾”，当系释道宝；“仰”误作“印”，当系竺法仰；“虔”本作“度”，当指竺法度（一曰法虔）。这样白氏所记十八高僧中有十六位已切实可解；难解说的只剩“乾”“逞”二人。

　　白氏十八高僧名单中居然没有于法兰、于道邃师徒二人，而这二人在晋世高僧中名望地位特别高，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白氏十八字中难解的“乾”是否有可能

　　是于法兰的繁写“兰”字的缺笔误

　　抄；“逞”字是否可能是于道邃的“邃”字的误抄呢？这当然只是一

　　种推测，但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看，也只能允许这种设想存在了。

　　以上简略的考证中，可知寂然提供白居易撰《禅院记》的资料并不精详，从文献资料角度要求看，对白氏这一篇名文作一番考证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