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昌大佛寺弥勒殿对面的南明山山腰处，今存两座中西合璧式建筑，名曰“新社”。新社由邑人张载阳倡仪，新昌旅沪杭同乡会于民国十四年（1925）建造。新社置一匾额：“天然胜竟”，署名“晚晴”。晚晴，即李叔同（1880—1942），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弘一别署甚多，现可考者凡七十余，“晚晴”为其中之一，出晚唐李商隐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民国十七年（1928），经亨颐、丰子恺等人曾于上虞白马湖畔为他造“晚晴山房”，遗迹尚存。

　　李叔同是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早年从赵幼梅学词，从唐敬严学篆刻。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留学上野美术学校专攻油画，同时习音乐。时与欧阳予倩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叹吁天录》，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宣统二年（1910），李叔同回国，于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任美术、音乐教员。在美术教学中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创作歌曲《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红遍大江南北。民国八年（1919）八月十九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他一生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自出家后，其它诸艺不再涉及，唯书法一事终生未废，多写佛经、法语。书体清和恬淡，简静超逸，被世人尊之“弘一体”。

　　弘一书法上规秦汉篆隶，尤于《石鼓》、《天发神谶》、《张猛龙》、《龙门二十品》诸碑，用力最勤。由于清廷的文化专制，自道光后，学术风气开始转向，导致了宋、明理学的退潮和汉学的兴起。在书法艺术领域中，由乾、嘉朴学导致了金石学。特别是这一时期阮元撰成《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倡导北朝碑版石刻。其后又得到了包世臣（《艺舟双楫》）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响应、鼓吹，许多书家已不屑宋、明以来的帖学，而注力于金石碑刻的研究。如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等人在创作上的成功为碑学树立了榜样。显然，弘一的早期书法经历也是与时代同步，和当日的书法风尚相一致。即其书法亦是从碑学中来，属于清末民初碑派书法中的一员健将。然而，弘一取学广博，除了金石碑版，他也学过帖学一系，如王羲之的《十七帖》和黄山谷的《松风阁》。而从今所留下的大量手札观之，他还受沈曾植、于右任书风的影响。沈氏与于氏都是清末民初的碑学大师，当时学书者咸以之为楷式。弘一借鉴于他两，也在情理之中。弘一晚年书风的出现，即“弘一体”的形成，固取法于清朱耷与日本江户时期的僧人良宽，线条圆劲含蓄，结体瘦长清寒。倘从书法中所流露出的澄澈晶莹，“其淡如水”的精神气质观之，似乎更接近于良宽。

　　新社匾额“天然胜竟”为草书，用笔凝练，似锥画沙；结构简质，不蔓不枝，显得壮严静寂，安详雍容。出家后的弘一书法，去尽渣滓，空明淡泊，进入了一种至高境界。又“天然胜竟”之“竟”字，实为“境”。《礼记·典礼（上）》：“入竟而问禁。”《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庄子·齐物论》：“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故“竟”、“境”互为通借，乃“疆域”之意。

　　《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书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辑《致堵申甫书》：“昨承枉谈，至用忻慰……新昌榜书，宜以佛经句为宜，乞商之。此未宣具。”此书信置日期为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五日。因弘一手写《华严经》成，嘱堵申甫办理出版、装订事，而写此札。按林子青编撰《弘一大师年谱》（上海佛学书局刊行，1995年）“民国十五年丙申（1926）大师四十七岁”条：“是年春，师自温州至杭州，居西湖招贤寺。从事华严疏钞之厘会，修补，与校点。”年谱所叙与上及书信记事相符。堵申甫（1884—1961），原名福诜，申甫其字，号冷庵。浙江绍兴人。早年与李叔同共事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李氏教美术、音乐，堵氏教书法，两人志趣相投，往来甚密。李叔同出家前，曾把生平所藏碑帖、书籍、书画分送诸友及学生用作纪念，受赠者有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堵申甫亦在其列。出家后，堵氏就成了护法者。民国十三年（1924），他受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委托，赴北京补抄文澜阁残缺《四库全书》工作，故堵申甫为浙江的图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存弘一致堵申甫书信凡十五通。是书信文末所述“新昌榜书”，当指竣工后的新社置匾额一事。此榜书由张载阳或他人通过堵氏请弘一书写。书写的时间是在这年（1926）的春后。弘一的书作内容一惯多从佛经中撷取。于书信中看，新社匾额本亦打算用佛经句，后来可能是弘一与堵申甫共同商定，成为现见之“天然胜竟”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