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后人因汉代刘向著有同名书（已亡佚）而改今名（约在宋代以后改名），主编是南朝刘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是他组织当时一批文人集体创作的结果，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最早的文言志人（有别于志怪）小说集，原有八卷，被遗失后只有三卷。其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有1200多则，记及人物1500多人（含刘孝标注释），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二语，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书中相当多篇幅杂采众书而成，也有采自《史记》《汉书》及其他前人记载者。从此书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但反映了当时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各个阶层人物社会活动，而且对他们的描写，或重在形貌，或重在才学，或重在心理，或重在言谈，把他们的性格特点，都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气韵生动。诚如明朝胡应麟所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鲁迅先生亦云：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被他列入为许寿裳儿子许世瑛推荐国学书目中。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为此书作注解的刘孝标，名峻，南朝梁学者兼文学家，山东德州人，流寓江南，曾经到过剡中等地，在东阳紫岩山讲学，以注释此书而闻名于世，其注引证丰富，引用书籍达四百余种，以裴松之注《三国志》办法，对原书补缺纠谬，为时人所重，其文章也擅美当时。但一生不得志，中年及老年坎坷、淹蹇，死后门人谥曰玄静先生。后世研究《世说新语》者均将其注作为该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如《三国志》之裴注。另外，现代学者徐震堮先生也以毕生精力，为此书逐条编号，分别注解，并按人名索引附于书末，等于编辑了一部《世说新语》辞典，极大地方便后人阅读，也是功不可没。本文所引用资料，以此三人著述研究为底本，敷衍成文。

　　《世说新语》所反映的时代风尚，正是玄学以道家老庄为根本，融合佛教教义，以言语清谈传播时风，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过渡期，其中高僧名士，当时因避中原战乱，纷纷南下，不少隐居会稽及剡中山水间，故有十八高僧十八名士云集沃洲之雅集，而他们的中心人物，即是支道林（遁）和竺法深（潜）等高僧，也包括王羲之、谢灵运一流名士，关注并梳理他们在剡中流风遗韵，对于当时思想文化影响，意义深远而重大。本文仅以高僧支遁竺潜为对象，辑其轶事，以此抛砖引玉，求教于识者。

　　二

　　本文所述，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原文、刘孝标注与徐震堮注三部分内容为依据，各以原文、刘注及徐注表示，以中华书局1984年4月1版为底本。

　　其涉及支遁言行，为49条，称呼上有支道林、支法师、林公、林道人、道林等，涉及该书言语、政事、文学、雅量、赏誉、品藻、容止、伤逝、巧艺、排调、轻诋等类别，为《世说》中记述较多的人物之一。但本文以限于其剡中言行为主，其中也有与竺法深重合者。

　　言语63（编号以徐震堮所注，下同）原文有云：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此条，刘孝标注（下简称刘注）云：《高逸沙门传》曰：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人（徐注曰：此从旧称，也作河东，非。）或曰陈留人，本姓关氏。少而任性独往，风期高亮，家世奉法，尝于余杭山，沉思道行（徐注云：案《高僧传》云：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泠然独畅。年二十五，始释行入道。年五十三，终于洛阳。

　　按此条所言，刘注所引《高逸沙门传》，唯终于洛阳之说，或当有误，其它都与梁慧皎《高僧传》所言一致。支道林养马之事，时间或在其入剡以后，地点在剡中沃洲。嘉泰《会稽志》有放马涧一条，其云：在（新昌）县东三十二里，支道林放马之所，并附注：世说或讥道林养马不韵，答曰：贫道但赏其神骏。自此之沃洲天姥皆有道林遗址。后人多有以此写入诗文或图画中，如元丰二年进士华镇（会稽人）有《放马涧》诗云：春草茸茸涧水清，路人犹记昔时名。金羁纵后双蹄逸，想见风前蹀躞声。见于《宋诗纪事》卷二十七。

　　言语76有云：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刘注云：支公书：（东岇）山去会稽二百里。

　　按，宋嘉泰《会稽志》云：东岇山，在（新昌）县东四十里，晋僧法深支遁皆隐居于此。世说：支道林好鹤，住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养成翮，便使飞去。同书沃洲山条称，其西南有养马坡、放鹤峰，皆因支道林得名。

　　排调28有云：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徐注云：当作岇山，言语：支公好鹤，住东岇山。刘注：山去会稽二百里。）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刘注云：《逸士传》曰：巢父者，尧时隐人，山居，不营世利，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号巢父。《高逸沙门传》曰：遁得深公之言，惭恧而已。）

　　按，沃洲因支遁买山，而名噪一时。买山而隐成为成语典故，被历代诗人写入诗中。如唐刘长卿《初到碧涧招明契上人》诗有“沃洲能共隐，不用道林钱”。

　　伤逝11有云：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刘注：《支遁传》曰：法虔，道林同学也。俊朗有理义，遁甚重之）。常谓人曰：昔匠人废斤于郢人（刘注引《庄子》故事，此略），牙生辍弦于钟子（刘注引《韩诗外传》，此略），推己求外，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心中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按，据梁慧皎《高僧传》云：支遁买山以后，俄又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乃注《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按，石城山即今大佛寺所在之山，历代县志均有记载。沃洲及石城山成为支遁研究著述讲经大本营，法虔也即其堪称至交的同学之一。

　　伤逝13有云：戴公见林法师墓（徐注云：戴公即戴逵。又刘注云：《支遁传》曰：遁，太和元年(368)终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刘注云：王珣《法师墓下诗序》曰：余以宁康二年(374)命驾之剡石城山，即法师之丘也，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其为时贤所惜如此）。

　　按，关于支遁之死及墓葬何处，《高逸沙门传》曰终于洛阳，梁慧皎《高僧传》亦有终于余姚坞山中和或云终剡二说并存，但从《世说新语》所引戴逵至石城山吊支遁之墓和王珣授命到石城山经历来看，支遁卒于石城山并安葬于此，当是没有疑义的。戴逵隐剡中，其至石城山凭吊支遁，虽称拱木已积，时间当不会很久。戴逵生于晋咸和九年（344），死于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即使以其卒年计算，距支遁卒年也不过二十多年而已。而王珣于宁康二年至石城山，更是奉命而来，时距支遁去世才六年。因此刘注所引资料，弥足珍贵，足以成为支遁终于剡石城山并安葬于此的确证。另据灌顶《智者大师别传》，陈太建七年（575）秋九月，智者大师初入天台，有“游历山水，吊道林之拱木，庆昙光之石龛”之记载。其路过石城山，亦曾到此缅怀支遁遗踪和瞻仰墓址。昙光即新昌大佛寺的创始人之一，今尚建有昙光法塔。

　　《世说新语》关于竺道潜之记载，称呼有竺法深和深公二说。见于德行、言语、文学、方正、排调、轻诋类别中。

　　其德行30有云：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刘注云：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誉播山东，为中州刘公弟子，值永嘉乱，投迹扬土，居止京邑，内持法网，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师也。以业慈清净，而不耐风尘，考室剡县东二百里岇山中。同游十余人，高栖浩然。支道林宗其风范，与高丽道人书，称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终于山中也。徐注云：僧法深二句，引慧皎《高僧传》云：竺道潜，字法深，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并注，年七十九，《高僧传》作八十九。

　　按，东岇山，前已有介绍，刘注作剡县东二百里，当为会稽东二百里之误，今属新昌大市聚镇。

　　另排调28支道林因深公买印山一条，已见于前，此不赘。

　　三

　　支道林与竺法深以当时佛学界领袖地位而隐居剡东，为朝野所重，信徒追踪问道，络绎不绝，又著述宏富，使剡东偏僻之地，禅风振起，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为汤用彤先生《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所关注，并予以浓墨重彩记述，不是没有道理的。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郑彭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则明确地说，公元317年东晋元帝即位至420年共11位皇帝104年间，随着汉族的南迁，中原流行的老庄学与清谈之风也一起传到江南，汉译佛典，特别是《般若经》与《维摩经》十分流行，以建康、会稽为中心，迎来了南朝贵族佛教的全盛期。竺道潜和支遁对江南的清谈和玄学性贵族佛教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明帝和王导死后，竺道潜隐居会稽的剡山（按即今新昌东岇山）达三十余年之久，据说竺道潜一死，孝武帝就他放弃成为宰相的荣誉，宁愿出家隐居深山宣扬佛法的行动，深表赞扬，特捐钱十万，以治后事。孙绰在《道贤论》中将他比作竹林七贤的刘伶，弟子竺法济为他著有《高逸沙门传》。而支遁应王羲之之请，住于会稽灵嘉寺。接着便在剡山的沃洲小岭建造寺院，教导僧众百余人。镰田茂雄进一步说，当时会稽剡山也是竺道潜居住的地方，是佛道修行者的中心地。后来支遁又迁居石城山，建造栖光寺，进行修禅和著述。作者以为，鸠摩罗什入关以前，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华北是道安，江南是支遁。通达《庄子》的支遁，以庄子的思想为媒介，找到了理解佛教关于空的思想的线索。与此同时，他又在中国思想以佛教为媒介、谋求其本身的扩展和深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两人而外，于法兰被比作阮籍，是居于江南剡县石城山下的隐士，支遁曾经为他立像著书，与支遁争论即色空之意义的于法开，是于法兰的弟子，于道邃也与支遁有交往，支曾著铭文赞扬过他。般若学六家七宗，大多诞生于此，这也是由当时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决不是空穴来风或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