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
新昌佛教是浙东佛教的代表，也是早期佛教中国化的发源地之一。永和之初，昙光投迹石城；太元之末，昙猷身证山室。南朝僧护、僧淑、僧祐，三生同凿一佛；隋代智者，当世圆成五品。法兴飞锡，万众共仰；灵运诵经，百世同称。道林即色而游玄，法蕴无心乃立宗。天台圆教，法流东溟；宝相宗谱，列名千僧。可谓有禅有教，有律有净，中国佛教，于斯为盛。
然而佛教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作为一种契理契机的宗教，佛教更强调与时俱进，随方应化。在倡导佛教中国化的今天，总结新昌佛教的历史，更是为开创中国佛教新的辉煌。
佛教中国化有特定的意义，张风雷教授指出，其含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认同，二是文化融合，三是社会适应。政治认同并非新的话题，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印度差别很大，佛教要想在中国生存发展，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晋代高僧竺法深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支道林因频奉明诏，传法上京，以朱门为蓬户，将庙堂作山林，标领道俗，化导王臣，道安大师明确指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三位高僧作为早期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代表，自觉地与当世政治相结合，不仅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还改善了整个南方佛教的生存环境，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当今社会佛教中国化具有更好的社会条件，国家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保护合法宗教。佛教基本宗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相适应，发挥佛教弘法利生的宗旨，弘扬佛教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精神，就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把众生的利益放在首位。山河大地是境，无边众生为主，境为人设，人依境立，国土清净，众生安乐。服务众生才能坐稳江山，人民安乐才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目的。
曾数次莅临新昌并圆寂于新昌的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曾自言“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他又称“奄成遗嘱，亦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智者大师是一个爱教者、爱国者、爱生者，他的一生就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耗尽心血的一生。因此弘法与爱国、利生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弘扬佛法就是拥护国家，利益众生就是弘扬佛法。这种政治认同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自愿的，因为双方目标是共同的，思想是一致的，命运是一体的。国家强盛，佛教才能兴盛；弘法利生，人民安乐，国家才能强盛。
政治认同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和字面上，佛教要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自觉维护国家安定的大局，帮助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促进人民群众心理健康，抵制极端宗教，反对分裂势力。
在文化融合方面，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自觉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努力与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和道家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三教一体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新昌佛教也是一个典范。六家七宗的兴起，事实上是承继魏晋玄学余绪，也是玄学发展的更高阶段。六家七宗以般若空观为旨归，恰恰是对于玄学尚无之说的拔高与提升。孙绰著《道贤论》，以玄学名士方佛教高僧，将于法兰比阮嗣宗，认为“兰公遗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又以支道林方向子期，称“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高僧传》卷四）特别是支道林，注《逍遥篇》，群儒旧学，无不叹服。洋洋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文理俱胜，才华过人，就连大名鼎鼎的王羲之亦流连不已，为之倾倒。因此早期般若学的兴起，既是借了玄学的东风，又是提升发挥，开发新理，从各个方面谈无论空，无空不二，玄佛一体，各标宗旨，竞出新义，使得当时中国哲学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智者大师以《法华经》为宗经，建立天台宗，其根本精神是圆融与会通。一则建立圆顿止观，会通禅教，有止有观，有教有禅，定慧不二，体用一源。二则以《法华经》会三归一为本，发挥法华玄义，一念三千，三千一念，一心具足万法，万法还归一心。依《大乘起信论》，建立性具之宗，一心含染净二门，故诸佛不断性恶；佛性圆满周遍，故无情亦有佛性。这些理论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适应中国文化的新说。会三归一，既是佛教内部的融合，又是中国文化三教一体的根本。这种融合精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表明中国文化一方面善于吸收和接纳外来文化，具有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精神，一方面又能统合和改进异邦思想，使之成为适合中国自身要求的新文化。
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中国、以主动融入的方式本土化，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佛教顺利实现中国化、建立中国佛教的根本。坚持佛教中国化，就必须保证中国文化本位本色，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中国佛教主张契理契机，与时俱进，一方面根据时代的要求在理论上进行适度调整，不能走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的老路，也不能走变质变修、自我否定的邪路；一方面要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在服务社会、利益众生的实践中自我提升和发展。
新昌佛教对于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好的启发，可以借助佛教的影响，发展绿色环保的低碳经济，浙东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山水文化，例如盛产茶叶，可以发展茶道，将禅与茶结合起来，著名诗僧皎然与茶圣陆羽交好，也是品茶专家，发掘整理与此相关的故事，对于提升新昌茶文化的品位很有帮助。
律宗是新昌佛教主流宗派之一，除了早期的大律师僧祐外，南山道宣也被列入宝相祖师宗谱，再造宝相大佛的玄俨律师（675-742）为光州道岸门人，他还继承了新昌佛教注重般若的传统，曾于开元二十四年讲解玄宗御注《金刚经》，培养了一批空有结合、教律兼通的门人。会稽灵澈（746-816）既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还是一个大律师，著《律宗引源》二十一卷，属十分罕见的律师诗僧。弘扬新昌佛教的律学传统，有利于推进当今佛教制度建设，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剡东人杰地灵，心依境生，浙东独特的山水风景孕育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的高僧，美丽清净的环境使得他们寄情山水，神游世外，形成了超脱自在的情怀，这正是早期般若学在这里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也是以支道林、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于此兴起的根本因素，成就了唐诗之路精华地。
唐朝有李白、王维、孟浩然等著名诗人游历浙东，还有以灵一（728-762）、清江、皎然（720-805）、灵澈、贯休（832-912）、齐己（863-937）等为代表的诗僧，宋代宝相石佛寺住持之中，出现了一批诗僧，其中最杰出者二人，一是北宋石佛显忠，他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秋住持，有《南明山宝相寺十五题并序》；一是南宋芝岩惠洪（1192-1254），新昌朱氏，他于石佛出家，并任住持。元末明初，有曾参与元末吴中诗会的诗僧清远怀渭（1317-1375）。因此如今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将佛宗道源、山水风景与诗画艺术结合起来，是非常合理的举措。进一步挖掘在这一带传法的佛教高僧事迹，特别是那些堪称文化名人的僧人，对于配合唐诗之路建设十分重要。
总之，坚持佛教中国化既是历史的过程，也是时代的要求，只有走佛教中国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做到契理契机，弘法利生，既能使中国佛教自身健康发展，还能利国利民，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