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新阳

　　早些年，当地流行一句俗语：“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说的是经济条件再差，也不能耽误孩子去读书。学龄儿童上学这件事，政府重视，千家万户上心。

　　1969年初春，我刚7岁，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上学去了。那年，父亲回到家乡彩淳公社下塘小学任教，一年级扩招春季班，村里与我同龄的人都上了学。临时招生订购不到教材，父亲动手刻写蜡纸，用油墨手工印刷。我第一次领到的课本，便是父亲印制的“土教材”。

　　上学前，父亲用灶间板壁当黑板，写上几行粉笔字来教我，因而比同龄人多识几个字。村里有位长者，按辈份我称呼他相南大伯，留着齐耳长发，发型和脸庞有些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只不过脸上总笑呵呵的。在我读书识字后，他是第一个让我脸红心跳的“考官”。我读一年级时，他说要考考“小秀才”，问我“子”的中间一横写歪了，成了“孑孓”怎么念？还用小竹片在地上划出这两个字。我霎时蒙住了，哪见过这样的怪字，第一次真切体会到读书的份量。

　　上世纪70年代，新昌农村过春节蛮有仪式感，贴春联、放鞭炮、走亲戚……满满烟火味。村里的春联多出自父亲手笔，为邻里义务写春联延续了十几年。大年三十晚，父亲刚坐下吃年夜饭，又有乡邻拿着一沓红纸匆匆赶来，满脸歉意表示还得帮忙写些春联。父亲马上去厅堂铺开笔墨，裁纸写字，直到乡邻道谢离去。待人热情和气的父亲，在家中却时时用冷峻的目光和微微鼓起的面颊子，传递着一家之长的威严。正月初一大早，在父亲督促下，我和妹妹将饭桌当课桌，端端正正坐着学习，稍有懈怠便有父亲责备的眼光投来。邻居小朋友试着帮我们解围，点燃“百子炮”（拆散的鞭炮）一次次往我家门口扔，然后哈哈大笑着跑开。门外欢快热闹的气氛，与屋内父亲严肃刻板的家教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我对父亲严厉的管教产生“叛逆”情绪，经常用暗自阅读一些课外“闲书”来“磨洋工”。在打开的课本遮掩下，藏着另外一本书，有借来的“小人书”，也有从父亲书箱里偷淘出来的旧书刊。邻居有两册破旧连环画，缺头无尾，不知书名。借阅时叮嘱说，宣扬“封建迷信”的东西，要躲着偷偷看。一册连环画中，老牛会说话，通人性，帮助牛郎与下凡的仙女成亲；另一册，讲哪吒死后重生，脚踩风火轮神奇无比的故事。这两册“禁书”，完成了对一个山村少年的文学启蒙，让他感悟到文学作品是超越现实生活的，充满神奇魅力。

　　父亲后来因工作调动，除周日外很少回家。我仍在老家小学就读，课余时间相对宽松自由了，对父亲放在床下的几只纸箱产生兴趣。纸箱里装着一些旧报纸和少儿读物，我悄悄拣出感兴趣的来读。识字读书，如添了一扇看风景的窗户，眼界随之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