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德堂五福临门

　　新宅，最初给我深刻印象的，其实是一座老宅，叫培德堂。据村民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培德堂除部分房间留给主人使用外，其他的都分给当地的贫雇农了。老宅因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十多年前我去考察时，门厅、旗杆、拴马桩、鹅卵石庭院和房子主体结构尚存，但东厢已经倒塌。所幸热心的俞武仁、俞春雷父子将这老宅各部分或购或租，又经过十多年的张罗，修旧如旧，使老宅重新焕发生机。

　　这老宅有多老，我心里是没有底的，其间虽然几次向文保部门反映，终因我对这建筑物的历史把握不准而没有结果。这次去探访，倒是有了新发现。培德堂大厅正中，高悬着一块匾，上书“孝友家风”。因为风化严重，从下方看，前几次都没看出其他信息，这一次承村民提醒，发现匾上还有其他题字，右边是：“敕授文林郎新昌县教谕加一级姚廷元。”左边是：“乾隆肆拾柒年杏月国学生俞学书立。”这样看来，其时长快赶上美国立国的时间了。据乾隆《绍兴府志》卷二十九、同治《湖州府志》卷十三、民国《新昌县志》卷八等记载，姚廷元，字葆叔，湖州乌程人，乾隆四十二年举人，以正七品职级主持新昌县教育事业，此次为新宅俞氏培德堂题匾乃其职务范围以内的雅事。如此，则培德堂的落成，大致在乾隆四十七前后。国学生俞学书其人则查无所获，从行辈上推断，学字辈为五峰俞氏三十六世，与龟溪俞氏在乾隆年间的行辈吻合，唯相关宗谱据称已毁，可惜了。

　　培德堂正门门楼上“五福临门”四字阳文，取义于《尚书·洪范》“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道门，一道门对应一种福，这在古建中倒也见过，但堂主俞春雷对“五福”的理解却让我颇感清奇：鹤寿松龄，金玉满堂，健康安宁，厚德载物，花好月圆。特别是“考终命”，享尽天年并得以善终，这确是人生的极高境界，将用于洞房花烛的“花好月圆”一词移用于此，可谓别有会心。

　　追远祠四把竹椅

　　培德堂大厅前，随意摆放着四把竹椅。椅背的正面，分明镌刻着“追远祠”三个阴文。追远祠，原址在现董村村新宅自然村，据现年82岁的俞武仁老先生介绍，1949年后成了董村乡政府的办公地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座与董村村下董自然村门楼里维则祠并列的龟溪俞氏宗祠被推倒，在原址上建起了董村人民公社的办公用房。21世纪初，董村作为乡一级行政单位撤销后，村民租住其中。俞老先生带我去参观，现场给我比划，哪里是旧时的祠堂入口，祠堂大门的样式如何考究。经检索，万历《新昌县志》（1579年刊刻）已有明确记载，该书卷二有云：“追远祠，在董村，俞氏建，祀迁祖俞侣。”康熙《新昌县志》（1671年刊刻）卷十三“祠祀志”亦载：“追远祠，在董村，俞氏建，祀其祖侣。”该志卷一“村墟”载董村而不载新宅，盖因新宅紧挨着董村，故此“董村”即目前董村行政村的新宅自然村。至民国《新昌县志》（1919年刊），在卷六“俞氏祠”下又载：“追远祠，祀始祖侣，在县东董村新宅。”其时董村下辖新宅，故云。追远祠已经不复旧貌，但这几把竹椅分明是追远祠的旧物。

　　至于它们的时间，从明万历到清康熙，再后来是民国，1949年后，追远祠先后成为董村乡、董村人民公社驻地，大概率不会做几把竹椅，再在上面镌刻“追远祠”字样的。俞老先生还向我详细讲解，旧时年节，总要将这几把椅子用红毯包裹起来，让族内老人端坐其上，接受晚辈礼拜。老先生一边指着椅子下方搁脚的地方，说这是搁过多少代先人的脚，才磨损成这个样子，一边请我落座感受一下。我虽然在行辈上比他老人家长一辈，可是，面对这么贵重的文物，怎敢造次？

　　当天是正月初一，正赶上培德堂主人给附近村民赠送麻糍。培德堂宾客盈门，有捣麻糍的，有分麻糍的，好不热闹。看着进进出出的村民，我几次向堂主建议，追远祠不再，但这几把竹椅是几百年追远祠仅存的旧物，得把它们好生保护起来。如果村民中还有同样珍贵的竹椅，也希望能得到善待。

　　从飞凤落田山到俞公岭、石岭头

　　从培德堂出来，俞老先生领我去村东头看传说中的“飞凤落田”，就是前面所说的始迁祖俞侣的墓冢。好巧，我先后在新昌的飞天蜈蚣、三泾门口和绍兴的谢家坞见过始迁祖的墓地就在村口，这是又一例。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农场，山坡上养着鸡鸭，种着蓝莓、樱桃、猕猴桃等各种水果，俞老先生和族内几个老人家在亲自经营，这里水好，空气好，产品都是有机无公害的，我几次来借过光。俞老先生指着农场对面的山坡，说两面山坡分别像凤凰的翅膀，始迁祖的墓地就在凤凰的头部。其下则是水田，这水田并不齐整，恰似游动的泥鳅。我唯唯应着，一下子没看分明，倒是环绕村落的龟溪，流水潺潺；水口山上的树林，郁郁葱葱，即使是这冬春之交，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勃勃生机。回头检索文献，发现还真有记载，所不同的是，万历和康熙《新昌县志》作“飞凤落田山”，民国《新昌县志》则作“飞雁落田山”。

　　始迁祖得山水之助的传说各地都有，且大同小异，这里的小异又似乎有不一样的意义：董村，顾名思义，是董氏人士聚居之地，但该村目前仅几户人家姓董，其余大都姓俞，这个情况在明中期已经存在了，成化《新昌县志》（1477年编纂）卷八“村墟”下载：“董村，去县东六十余里，仕族俞氏所居。有南湖庵，米芾书匾，尚存。”俞老先生介绍，董氏祖先本来卜居董村，有一回去龟溪上游钓鱼，回程前，随手将钓竿插在水边泥地上，次年再去，发现那钓竿已经长成青青翠竹了，于是觉得这地方养人，遂将全家迁居过去。成化《新昌县志》卷三“山川”记载：“雪溪山，在县东一百里，二十八都。其地阴寒，冬多霜雪。”董氏迁居之地即此，其后董氏果然在雪溪落地生根，之后又发展到平山、小将、芹塘和奉化，这是后话。

　　董氏离开董村，但董村之名依然如故，正如旧（裘）坞有吴氏而无裘氏，上下求有梁氏而无求氏，元（袁）岙有张氏而无袁氏，刘门坞有吴氏而无刘氏，里（吕）家溪有王氏而无吕氏，任家村有朱氏而无任氏。儒岙，南宋末因兵燹，居民徐氏迁居东山、石磁，之后潘氏填补了这个空白，但一直到康熙《新昌县志》仍然记作“徐岙”；黄婆亭，在北宋熙宁六年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已是陈氏居住的村落，至今还叫黄婆亭。仅此一点，我真切感受到乡民的温厚和乡风的淳朴，而不是人走茶凉的世故与浇薄。

　　同样让我感受到暖意的是飞雁落田山麓的一条弹石路。行走在这条小径上，俞老先生介绍道，这条路是俞氏祖先出资铺设的，远近村民于是称其为俞公岭。同村一石姓人家起而效仿，在村的西边也修建了一条路，村民们称之为石岭头。于是，我饶有兴趣地请老先生带我去看看石岭头。村里通了公路后，俞公岭渐渐废弃，目前只有残存的几小段了，而石岭头呢，现在还在使用，俞老先生和他的家族就是这石岭头的维护者，显得平整洁净。龟溪上，连着石岭头的一座小桥还是俞老先生与连襟徐叶丰、梁伟合力营造的。我开玩笑说，燕窠村古官道上有座石拱桥，建桥者丁天松，给桥取了个吉祥的名字，叫如意桥，远近村民念丁公的好，都叫它丁公桥。您这桥还没命名，不妨就称之为“连襟桥”。

　　我还特意问起：“这修桥铺路的石氏后人现在如何？”老先生朗声说：“也过得不错。”诚然，寿、富、康宁不是没来由的，毕竟，善良的心田才是最上等的福田。

　　水晶矿、羊精塔

　　我初识米芾（1051—1107），还是因为他在大佛寺题的“面壁”二字。从那位大书法家所在的北宋到今天，已过去了九百多年的光阴，与此相先后的史迹，董村有水晶矿遗址，其摩崖题记位于龟溪北岸崖壁，该题记凿于元大德三年（1299），由元代中书左丞、浙东道宣慰使哈剌䚟主持镌刻，记载其在大德二年奉旨自宁海樟林至新昌石厂山开采水晶矿的经历。题刻分左右两块，左块记述采得水晶11374斤，云“皆珍异奇绝者”；右块详载采矿过程及官员职衔，行楷阴刻。1989年，董村水晶矿摩崖题记入选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董村村还有一处比上面摩崖题记更早的历史遗存：羊精塔，民国《新昌县志》卷十九“轶闻”详载其事：“羊精塔，在邑东石壁新宅村外。”石壁，在村边龟溪边，万历县志即云其与响鼓岩、鹦嘴、熊口等皆为该村名胜。石壁古桥亦因此得名。“俗传有羊精居此，当夜二更时，人过此岭，有老人坐岩上，语曰：‘二十彭彭，月亮上二更；有人上府落县，等我同行。’过者不应则已，如其应之，则老人遂至，引入迷途，终夜不得出，人颇苦之。”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吧。“有道士精法术，用草绳牵至羊肆（店铺），语云：‘杀此羊，勿去草绳乃可。’屠者不信，去草绳而羊亡（逃走）矣，仍返山中为孽。道士乃筑塔以镇之，高六尺许，为八方形，面刻佛号，顶尖小，刻大宋咸淳乙丑孟秋山翁秀发建造。至今每岁正月初十日犹用《莲经》十二部以压之。”并称引自《沃洲小纪》。咸淳乙丑，时当公元1265年。建塔人秀发，民国县志载有黄秀发，登咸淳九年（1273）癸酉乡科进士，或即此公。该石塔几年前还矗立在古永昌庵背后的羊精岗上，后来主要构件被村民收走，目前山坡上仅见底盘，一块圆形的巨大毛石。为纪念这为民除害的善举，俞武仁老先生等在永昌庵旧址陈放着该塔的照片，并小心翼翼地用玻璃罩保护起来。多么希望能找到原物，以见证董村新宅古老的历史。

　　道士盘

　　董村新宅一带最有旅游价值和开发潜力的，在我看来还是道士盘。

　　从新宅往东，驱车到一个地图上标着“长蛇“的地方，沿着山地越野车压出的崎岖山路上行，不一会就到了赛道的出发点。没曾想，一个偏僻的山村，有时尚的高档酒店山涧堂，还有同样时尚的极限运动场地，这得拜培德堂主人多年的精心谋划。

　　再往上，山道两边，远近山坡上，到处是巨石，呈明显的冰川漂砾状。石浪虽不如新昌万马渡、上虞覆卮山集中，也不如庐山三叠泉雄伟，但分布范围更广，规模也更大，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尤其是大量巨石存在冰川擦痕，天然平整的石面方便在上面刻凿，值得好好规划。

　　临近海拔600多米的顶峰，有一个“仙人洞”，不知何时起，因洞的便利有了一个天仙庵，民国《新昌县志》卷十七记载：“道士盘，县东七十五里，旁有天仙庵。”天仙庵对面山头上，立着一块硕大无朋的巨石，成了天仙洞的案山，天造地设，不禁令我想起乾陵前的案山。其形状，恰如古人头上盘绕的发髻，“道士盘”一名莫非由此而来？

　　曾多次听俞武仁老先生提过“道士盘”，说他们祖上有人曾躲进“仙人洞”，后来又成了将军。回头我在民国《新昌县志》卷十二还真看到了相关记载：“俞成，字成之，号渭滨，康熙初应募江南，以次升，授上元督粮守备，遇贼劫粮，即航海夺之。升都司检书。康熙十四年，平乱有功，诏封怀远将军。少年擅勇力，好自尊大，尝得罪，县役执之，初匿道士盘岩洞中一日一夜，有鼠衔馒首食（饲）之，得不饥。心甚异之。又逃至吴中丞庙内，天大雨，雷电交下，忽闻瓦上声隆隆，堕二物，起视之，乃布巾一条、铜铳一管也。将军披其巾，提其铳，曰：‘此天赐宝也。’遂拜而受之。于是出外投军。凡临阵时，头戴布巾，手执铜铳，击人无不中而死者。即人以铳击之，其巾在首，弹不得入。由行伍而千总，而都司，而将军。虽勇力所致，其藉此二物为多。年老乞归，渡钱塘江，风浪大作，舟几覆，将军曰：‘岂天欲收吾宝物耶？’取巾、铳投水中，浪忽平，乃济。”这位怀远将军的事迹，未见可以交叉比对的材料，一个南京督粮守备怎么还干检书的文职？叙述者将“都司检（佥）书”简化成“都司”则明显有误；”“将军”之类的头衔，大抵也是后人不明品级附会所致。但从文章学角度看，该文绘声绘色，跌宕起伏，首尾完具，是方志人物行状的上品，或者也得龟溪、道士盘、仙人洞等山川之助乎？

　　作者俞志慧，浙江新昌人，绍兴大学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国语汇校集注》《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等十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