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佛国敦煌的关联

　　在新昌大佛寺天王殿前的山门路口，有邑人陈山撰作、苏渊雷书写的楹联，把大佛寺喻为“越国敦煌”。那新昌大佛寺与敦煌有什么关联？史书记载甚少。笔者在阅读志书和现代学者的著作中，觉得号称“石城”的新昌佛教造像与佛国敦煌有依稀的关联。

　　敦煌石窟造像即莫高窟造像，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中心东南25千米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石城造像分隐岳寺区（即今宝相寺石弥勒像）和元化寺区（即今千佛禅院千佛造像）。千佛造像开凿于南朝齐永明三年，即公元485年。石弥勒像始凿于齐建武中（496），成于梁天监十五年（516）。

　　主要是在石城石刻造像前，有数位高僧来自敦煌。第一位来自敦煌的高僧竺昙猷。梁代高僧慧皎的《高僧传》中说：“竺昙猷，或云法猷，炖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尝行到一蛊家乞食。猷祝愿毕，忽见蜈蚣从食中跳出，猷快食无他。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炖煌”即敦煌，“江”指长江。就是说：祖籍敦煌的竺昙猷渡越长江，到了剡县的石城山，化缘乞讨，打坐禅定，曾经吃过蜈蚣爬过的食物，后来到了始丰县的赤城山（今属天台县）石洞里坐禅。昙猷于晋太元中（376一396）奉旨作忏禳灾，以太和之末卒于山室。昙猷在释家贯姓“竺”，竺即天竺，与竺道潜一样为西域入中原的高僧的弟子。由于昙猷至石城的具体时间无法考证，莫高窟是不是已经开始凿佛也不得而知。至少昙猷带来了敦煌地区的佛教艺术修养。这里附带说一点，《新昌大佛寺丛书》之一的《地域佛缘纵横》一书中说：竺昙猷“由海道东南游，弱冠时到达浙江，由宁海登陆”。不知依据何在，与梁《高僧传》“游江左止剡”的记述却是不符的。第二位来自敦煌的高僧是于道邃。梁《高僧传》说他幼年失去父母，由叔婶扶养。16岁出家当了和尚，成为于法兰的弟子。随师过江，来到剡县石城山足，建寺兴佛。后来，为了研究佛教的真谛，随师于法兰去西域，在交趾（今越南）得病亡故。第三位与敦煌相关的石城高僧是僧佑。他是最后完成石城石弥勒造像的高僧大德。僧佑是建业（江苏）人，可他的师父法颖是敦煌人。《高僧传》说：“释法颖，姓索，敦煌人。十三出家为法香弟子，住凉州公府寺，与同学法力俱以律藏知名。颖伏膺已后，学无再请记在一闻，研精律部博涉经论。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颖学业兼明，敕为都邑僧正，后辞任还多宝寺。常习定闲房，亦时开律席。及齐高即位，复敕为僧主，资给事事有倍常科。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镇于长干。齐建元四年（482）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诵戒本并羯磨等。”索是敦煌的著姓，也就是豪门巨族。凉州在今天的甘肃武威一带。在五凉时期，敦煌曾是西凉国的都城，值得注意的是《高僧传》说，“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说明他对佛像很有研究，这是对僧佑肯定的深刻的影响。僧佑14岁出家的启蒙师法达是昙摩密多的弟子。昙摩密多（356～442）是罽宾国人。他游方弘化，经龟兹而至敦煌，后入凉州，于公府武威之旧寺营建堂舍，大弘禅业。后曾赴鄮县（浙江宁波），建寺化众。元嘉十年还建业，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十二年，另建上寺，以为安禅之所，并译出禅秘要经三卷。元嘉十九年七月示寂，世寿八十七。由此可见，石城造像受敦煌艺术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千佛石窟两尊护法为何神？

　　笔者接触过一些考古界的学者。他们认为，从考古研究工作的角度，千佛石窟的造像弥足珍贵。

　　1989年，笔者有幸随新昌县从事文物保护研究的潘表惠先生，陪同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考察石城山南朝龛像遗迹。在千佛佛窟，宿白教授对造像赞不绝口。他说，在江南能见到如此珍贵的古代石佛造像，实属难得，弥补了考古界南朝石窟造像实物的空白。他还说，最珍贵的是大窟中两尊护法，虽被人为毁坏，面目全非，却是南朝造像原物，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

　　宿白教授回京后撰写了《南朝龛像遗迹初探索》一文，刊载在1989年第四期《考古学报》上。他在文中说：“宝相寺龛像之西北，有左右毗连之大小岩洞各一，两洞壁面俱雕千佛。大洞沿后壁正中雕释迦坐像，该像右侧列千佛六区，左侧列千佛四区。两侧千佛每区纵排十小龛，横列十一小龛，每区正中约占九个小龛的位置雕一大龛，此大龛坐佛两侧，各雕一胁侍。大小龛内从坐像多着通肩服饰。左右千佛之外侧，各雕护法像。右者右手持金刚杵，左者右手拄剑，两护法头部均不存，腹部与上肢的大部分亦残毁，以现存简洁的项饰、飘扬的帔帛和下裙之襞纹等遗迹观察，皆与北魏迁洛（494）前后的造像相类似。”“该处有大小岩洞各一，右侧之大洞已如前述。左侧之小洞现大洞布置相似，亦沿后壁雕佛龛，正中一较大释迦坐像龛，龛上莲瓣状（尖拱）龛楣清晰可辨。此龛之左雕千佛上下二列，每列几躯；右亦雕千佛二列，每列各八躯。此洞千佛形体较大洞者为大，服饰有通肩与双领下垂两式。保存较完好的千佛，其垂下之衣襞整齐有致，现四川茂汶永明元年（483）造像相类。”

　　宿白教授对千佛大洞两侧的护法为谁？没有说明。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艺术系学者衣丽都刊载在2012年第三期《敦煌研究》上的文章中，却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说，释迦像两侧的二胁侍菩萨“大梵天往往与帝释天成对出现：帝释天一般手持金刚杵，居佛陀之左；大梵天一般手持拂尘，居佛陀之右。”在江南地区，笔者也注意到一例。浙江新昌宝相寺千佛岩南齐时雕造的摩崖造像。该摩崖正中雕释迦像，左侧雕千佛六区，右侧雕千佛四区，千佛外侧各雕菩萨像作为护法神。左侧菩萨右手拄两头尖的金刚杵，右侧菩萨右手举于右胸前，手持一搭于肩膀上的长把，其头端有一箍，尾端虽然已残毁不清，但可以看出不是金刚杵。这种把头套有箍以及搭于肩上的表现手法与阿旃陀石窟菩萨手持的拂尘者相似。因此，可以推测右侧菩萨所持应为拂尘。这两尊护法像应是帝释天和大梵天。

　　由此，千佛禅院石窟大洞内两侧护法像，左侧一尊为帝释天，右测一尊为大梵天。根据佛经里面记载，在十方佛、菩萨的各世界里，遍布无量无数亿的天上人间，计有廿八重天，其中包括欲界六天（尚有欲事之天），由帝释天王统御，再上去是初禅三天（禅定离欲之天），由大梵天王统御，也就是说大梵天王高居初禅三天之首位。帝释天是佛教“二十诸天”中的第二位天王，乃十二天之一，镇护东方，居于须弥山顶之忉利天，其城称善见城。在中国近现代寺庙里，帝释多为少年帝王像，且是男人女相。在水陆画中，帝释完全是一副中国后妃模样。其实，佛教中帝释天与道教中的玉皇大帝不是一回事。

　　石城周边凿佛存疑

　　石城寺在南朝时凿有一大一小、一多一少的佛窟，那么周边有凿佛的遗迹吗？

　　我们先看看周边的佛寺环境。在离石城寺40里的横山，在晋太康十一年（290），西域僧幽闲卜筑新建寺，就是现在的兴善寺，是新昌地区最早的寺院。西域指的是印度、尼泊尔一带。随后，大约在公元340年，竺潜避居剡东岇山。在永和初（345），昙光在石城山剪茆坐禅，创建隐岳。随后，支遁筑室沃洲，建寺栖光。于法兰居石于山足，创建元化。宋元嘉二年（425年），距离石城西南20里兴建成九峰寺，东北30里兴建云居寺。几乎在同时，南岩寺建成。如此寺院林立。在这样的环境下，石城山足开始了凿佛造像工程。如此宏大的一个工程，周边寺院没有心仪效仿的吗？

　　30多年前，笔者去九峰寺。村人告知，九峰寺也凿过佛，只是没成功。他指着村边的一座石头山说，那就是没凿成佛像的遗迹。仔细看，确实有点像，身躯、两臂初具，就是缺少头部。这是自然形成的巧合？还是确有其事？史书、地志没有记载。就存疑吧。

　　另外，至少在宋初就已经建成的小石佛寺，怎么没见石佛呀？这石佛是依山而凿，还是他处搬迁而至？也是一个未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