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姥山地处浙江东部，为会稽、四明、天台三座名山山脉盘结地带，是新昌一邑之主山，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单指其地理位置在东经120°55′，北纬29°20′，即在县城东南六十里儒岙境内。拨云尖、大尖、细尖是它的几座主要山峰。广义天姥山即指天姥山系括苍山支脉，由东阳、天台方向延伸而来，从东南走向西北，绵延相当大范围内的一组群山。
天姥山千峰竞秀，万壑争流，峻丽多姿，兼备天台之雄奇，剡溪之秀异，属道教十六福地，是仙山福地。同时它也是著名风景名山。名山孕育名山文化，自谢灵运伐山开径始，文人墨客、佛道儒家，纷至沓来，或畅游或栖息，或吟唱或著述，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概括说，天姥山文化是以天姥山为物质载体，以山水文化、佛道文化、诗歌文化、理学文化、隐士文化、宗族民俗文化等为内涵特征，以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精神财富总和。
研究天姥山文化，对新昌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天姥山是上天馈赠给新昌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天姥山文化是传统文化，是区域文化，更是名山文化。“名山效应”对当地经济发展，特别是生态旅游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几年来，新昌在天姥山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天姥山文化品牌逐步打响，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仍显不足。从新昌周边来看，对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等浙东名山的研究日益深入且皆有专志传世，仅《天台山志》就多达十余种，《天台山旅游文化丛书》、《天目山》、《雁荡山》等著作值得新昌借鉴；从全国来看，黄山、泰山等一批名山文化研究更加深入并打响了文化品牌，成为地理坐标和精神符号，已经发挥着显著的品牌效应，为一方经济的发展和知名度的提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许多方面更值得新昌学习借鉴。
一、天姥山文化内涵
具体来说，天姥山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天姥山是风景名山。天姥山地处浙东会稽、四明、天台三山交会处，与曹娥江、剡溪、浙东运河西段相交错，“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由于这一带蕴藏着秀异之景，历来诗人们把天姥山作为佳山胜水的代名词，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
2.天姥山是福地仙山。天姥山神仙思想的弥漫，王母文化、晋干宝《搜神记》刘阮遇仙等传说，齐梁《述异记》“天姥山南峰有鲁班刻木鹤”等。道教称仙人居住的名山有七十二座，称洞天福地。天姥山范围内即有沃洲山、天姥山、斑竹山为道家十五、十六和六十福地。
3.天姥山是佛教灵山。两晋南北朝时期，天姥山曾是全国佛学修行者的活动中心。据《高僧传》记载，六朝入剡东的高僧在此先后建立了10多个寺院。据《浙江通志稿》记载佛教传入浙江省的开山大师有6人：竺道潜、支遁、于法兰、于法开、昙光、竺昙猷，并推定前四位为解义（研究佛法）之祖，也称大乘般若四贤；后二位为习禅（修持戒律）之祖。而这6位大师几乎同时相聚在剡东立寺行道。东晋佛教南传，般若六家七宗五宗在剡，其代表人物总数的60％以上在剡中。刘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中说：“般若炽于香城，表刹严于净土”。到隋代，更有智者大师创天台宗，圆寂于被孟浩然赞为“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的新昌大佛寺，新昌大佛寺是天台宗祖庭之一，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宗派，影响远播海外。特别沃洲支遁买山、养马、放鹤的小岭寺都为信佛者所向往。唐初宋之问有诗曰“愿与道林近，在意逍遥篇”，司空曙说“支公有遗寺，重与谢安过”，僧齐已也说“终当为支遁，买取个青山。”可以说天姥山还是一条求法礼佛之山。
4.天姥山是精神圣山。这里是六朝时期上层士族代表人物聚集处。《广博物志》载：“剡中多名山，可以避灾，故汉晋以来，多隐逸之士，沃洲天姥是其处。”南朝十八高僧中支遁、竺法深、戴逵、王羲之、谢安、许询等都曾在这一带栖止盘桓。这里自然成为“仙佛之窟宅，烟霞之源委”。白居易作《沃洲山禅院记》记了十八高僧，十八名士曾长期游止沃洲的事情。唐朝，诗人们用唐诗垒起天姥山，据不完全统计，仅唐代就有278位诗人在此留有诗文，约占《全唐诗》收载的诗人2200余人总数的13％。李白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是把天姥山推上了精神圣山的高度。
但就是这样一座名山，从东晋盛极，到南朝已显衰微，到隋唐时名列当时全国名山之一，达到高峰，但从宋元却逐渐从文学视域中淡出消失，逐渐湮没无闻。天姥山文化发展的这种阶段性、间歇性的曝光现象与演变、消失脉络，反映出天姥山文化历史发展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表征。
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从地理位置说，剡东在台、越、明、婺几个大郡之间，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三大名山结合部尾端，它必然有依附性，地域文明上难以形成独树一帜的核心圈。又境内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又无渔、盐之利，经济上属贫困山区，加上百里岩疆万山重叠，无车行舟楫之便，交通相对阻隔不畅。历代文士名流热爱剡东名山者，大多到而不居，或爱而未到，古天台山、四明山、剡溪各自为中心形成文化圈，后来居上，剡东诸山渐被淡忘。政治因素也不可忽视，六朝时，会稽治所山阴是政治中心，唐以后明州、台州也相继见重，新昌岩邑，离浙东几个郡治较远，自然只能附于骥尾。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十分重要。两宋以后天姥山人口迁徙与定居的增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丧失了仙山福地的神秘性。
二、天姥山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足
1.表现在研究方面。当前，天姥山文化研究的频度在提高，但研究的广度、深度、高度仍显不足。
从广度来看，学界对天姥山文化的研究，局限于某一方面，如阶段性时期研究，以唐代诗歌文化为代表；如乡村习风研究，以天姥山村落形成、发展、迁移、名人研究为代表等；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为了便于了解局部，我们一定要把注意焦点先对准整体，因为只有这个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总体来看，点上研究多，面上研究少，天姥山文化研究中魏晋山水文化、神仙文化，六朝佛道文化、唐朝诗歌文化、两宋理学文化、元明隐士文化、明清宗族民俗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上还有待加强。
从深度来看，当前天姥山研究多为粗浅层面的载体研究探讨，对更深层次的天姥山历史文化特征、文化内涵、文化性格、文化心理、文化品牌等文化价值和保护利用没有深入研究。
从高度来看，当前天姥山研究是狭义的，缺乏大天姥山概念和观点，甚至局限于地理圈囿中。从目前来看，仅限于民间、县域之间的交流探讨，各自为政，没有上升到浙江省及全国性的层面。
2.表现在天姥山核心区开发利用方面。天姥山核心区开发利用相对滞后。天姥山资源特征不鲜明，存在点散、景小、线长等旅游资源不明显特征，开发有一定难度。天姥山村庄分布，对整体开发保护和利用构成不利因素，天姥山开发的招商引资存在一定困难。
三、天姥山文化利用研究
“文化是旅游最富魅力的卖点”，实现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深化和拓展文化在旅游业中的作用，这是天姥山文化利用的关键所在，也是天姥山文化的落脚点。
近几年来，新昌县委、县政府着力打造山水品质之城、生态休闲之城，对天姥山旅游的开发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从总体上讲，天姥山文化保护和利用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研究队伍逐步老化，文化与经济结合仅初现端倪，“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局面还未形成，要实现严格保护与科学规划的统一、学术研讨和实际利用的统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要树立“大天姥山”理念。
天姥山包括“大天姥山”、“泛天姥山”等的理念。一直以来，人们对天姥山的认识只是局限于地理上的“小天姥山”。事实上，天姥山是浙东文化的中心枢纽、唐诗之路的精华地段，是一条重要的人文脉络，是一座有着千年文化积淀的历史文化名山。天姥山文化包涵了佛道文化、诗歌文化、山水文化、名士文化等，并且涵盖了大佛寺、沃洲湖、穿岩十九峰等其他景点文化。因此，打造天姥山文化旅游品牌不单指一座天姥山，而是大天姥山、泛天姥山。
2.要打响“天姥山”文化品牌
我县先后推出的佛教文化、影视文化、茶道文化等文化旅游品牌，一直是新昌旅游的金名片。然而众多的品牌显得颇为零散，没有形成统一的主打品牌，特色和优势均不明显。
新昌未来旅游的开发重点必然是打响天姥山，让天姥山成为新昌旅游新名片，让天姥山文化旅游成为新昌旅游的主打品牌。“天姥山文化品牌”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新昌县原政协主席王学洪指出：天姥山文化是浙东文化的中心枢纽、唐诗之路的精华地段，是一条重要的人文脉络，对其的认识应该放到大文化、大旅游的格局进行重新定位而不是继续错位。著名民俗专家、中国民俗会理事、浙大教授吕洪年来信说：“天姥山是新昌的国家级名山，对他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迟启动不如早启动。”南京大学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地理专家俞锦标也认为，要力挺开展天姥山研究，力挺以开发天姥山为龙头，实现有序开发。
3.要加大天姥山核心区的开发力度
在编制天姥山文化旅游总体规划时，把新昌的景点、景区按点、线、面有机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旅游整体。现阶段要重点开发天姥山的核心区。因为经过几年的努力，“天姥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已获国务院批准，属于“大天姥山”的大佛寺景区、十九峰景区都有大手笔的开发，而许多慕“天姥山”名而来的游客则因无景可赏、无迹可觅常常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天姥山核心区的规划和开发已刻不容缓。
“天姥山”开发的规划范围以历代记载为依据，为现在的儒岙镇、南明街道的桃源一带及沃洲湖风景区一带。“天姥山”是天姥山文化的发祥地、承载地，所以规划和开发利用必须秉承这是“天姥山文化”的缩影理念，即将天姥山的山水文化与佛道文化、诗歌文化、理学文化、隐士文化、宗族民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体开发利用过程中可采取有合有分的方法，如建设一个天姥山文化纪念馆是合，研发具体的名胜古迹或景点是分。分的工作则具体做好五篇“结合”的文章。
（1）做好山水文化与佛道文化的结合文章。
一是做深做透“佛”的文章。做好佛教四大宗派的禅宗（新昌大佛寺）与天台宗（天台国清寺）的联系文章，可于两寺相距的“天姥山”范围内重建“十里一寺院”的天姥寺、清凉寺、地藏寺（天台）、万年寺（天台）等寺院，修复寺与寺之间的道路，部分与“唐诗之路”、部分与“古驿道”相结合，在古人物代表挖掘上主要做好“智者大师”的文章（天台宗创始人），如开发“智者大师放螺处”等景点，天台国清寺是日本主流宗教的祖庭，这样后续文章可做的更大。通过做“佛”的文章使天姥山与天台山两座名山得到联合开发利用。
二是做深做透“道”的文章。加大“仙源”文化开发力度，开发利用竺岳兵、吕洪年“天姥即王母”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神仙领袖王母的文化和刘阮遇仙等传说；做足养生文化，养生与养心并重，建造养生主题庭院会馆，开发相关旅游产品；做好茶道文化，有效利用茶祭大典这一平台，展示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再现绵延千年的茶祭传统风俗。
（2）做好山水文化与唐诗文化的结合文章。
重点是恢复重建“唐诗之路”，将此项工作与浙东唐诗之路申请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做好“诗仙”李白等唐诗代表人物精神财富的挖掘，建立唐诗文化园。
（3）做好山水文化与隐士名士文化的结合文章。重点开发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新昌尤其是儒岙留下的祥棠村“朱子藏书楼”、“朱子修学处”等遗迹，深入挖掘朱熹等理学代表人物的精神财富。重点开发“司马悔桥”等斑竹古建筑，“南山古村”、宗祠等隐士、宗族民俗文化的典型景点。深入挖掘司马承祯、“让里”朱珉等隐士宗族代表人物的精神财富。
（4）做好山水文化与地域精神的结合文章。开发“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体验游项目，重修谢公祠，继承谢灵运伐山开径的开拓进取精神，发扬天姥山当地民众脚踏实地、义利并重、玉汝于成的“扁担精神”，并与当地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紧密融合。
4.要加快“唐诗之路”申遗步伐天姥山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唐诗之路”研究密不可分。“唐诗之路”由浙江新昌学者竺岳兵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的。目前，学术界认为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应该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浙江东部地区唐代诗人往来比较集中的古代旅游线。它始自钱塘江，经浙东运河过绍兴、上虞，再溯剡溪，经嵊州、新昌，到天台华顶峰，再经国清寺北回过儒岙至新昌，这是干线。还有沿浦阳江、东阳江、好溪、奉化江、甬江等溪流旅游的支线。第二层含义中的“唐诗之路”则是形象思维的思路，是诗人凭借浙东山河和丰富的文化底蕴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自己炽热的感情，进行概括和集中而喷发为诗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形象思维的思路。而天姥山位于这条路线的精华地段。“唐诗之路”如能成功申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必将成为我县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促进旅游产品品质的大提升。
加大申遗力度，以申报“唐诗之路”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带动“天姥山文化”申遗，坚持“重结果更重过程”的理念，通过申遗提高天姥山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培养天姥山文化研究的中青年骨干队伍，增加政府投入，鼓励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对民间研究成果政府实行有偿利用。
5.要做好旅游市场开发的大文章
这主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区域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市场：要在巩固长三角一级市场的基础上，按照一年开辟一个新市场的目标，由近而远，由东向西，确保开发一个，巩固一个，逐步向全国各大城市覆盖。国际市场：主攻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对佛教文化、唐诗文化较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重点推出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如针对日本佛教徒祖庭大都在浙东，开展中日佛教之旅；推出新昌文化旅游产品，邀请旅行商考察，培训培育新昌文化旅游产品代理商。另一个是客源市场。大力培育新兴客源市场：商务客源市场（包括会议会展旅游）、国际国内青少年修学旅行市场。要通过积极参加国内外旅游交易会，举办各类高品质的旅游节庆活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旅游推广和宣传活动，每年开展天姥山文化研讨活动并将活动成果逐步转化为旅游项目、旅游产品。
（作者系儒岙镇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