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山的位置、风光、形胜
鼓山，一名屏山，原在县城西郊，离县治一公里许。县城扩大后，鼓山已在城中。现今，建设新昌旅游新城呼声甚高，而鼓山因其风光秀丽、地势独特、文脉绵长成为得天独厚的一方宝地。如何保护、利用、开发、建设它，系全县人民共同关注的事。
从《一统志》、《会稽志》到历代旧县志，对鼓山都有记载：“又名屏山，脉自旗峰，降于平衍，岿然特起。圆顶若鼓若屏，有泉池可田。山横截水浒，为邑之门户。”很简要地把鼓山特点说清楚了。地质地貌学分析，鼓山岿然独立于新昌江畔的河谷平原上，系一座小型的玄武岩台地，海拔110米，山顶平旷，面积仅有百余亩之大，其中有天田10亩，今为烈土纪念碑及气象站。四面山体亦坡缓成梯地，地边多古坟，断砖遍地，多为晋时物。其山之脉来龙于西南方向不远处的旗山（即磕山）、石城。从山脉的宏观态势考察，它的位置处在天台、四明两大文化名山的正中间。民国《新昌县志》中有两段很精彩的记述：“……溯天姥、沃洲而下，断而复续，伏而复起，崒 峭拔，蟠屈数十里。其为状也，如龙之骞，如凤之舞，腾激蹲踞，关山轴地而雄峙邑之西者，石鼓山也。”“南望旗山，如见大宾矣；北负金庭，委羽瑞莲龙骧之迹犹存；三溪绕其西，四明倒影，吊知章之狂放；天姥在东，凌层云表……”
《成化新昌县志》卷八从另一角度描写其形胜：“旗山如旗，鼓山如鼓，当县廓之风门水口，南北对峙。激以溪流，而有填然之声；拥以云气，而有飞空之势。远而望之，何异将军之屯营，敌人之赴战也。”旗鼓相当，宝势镇雄，这里又成为一个特具阳刚之气的宏伟景观。《成化新昌县志》把它列为县城八大景观之首“旗鼓争雄”。
历代诗人吟唱鼓山风光的诗文甚多，尤以邑人尚书何鉴的诗为佳，描绘了一幅全景图：“步入西郊日已哺，眼中突兀一山孤。包栏风气如屏障，壮观封疆入画图。丘壑岚光人自爱，云林晴色鸟争呼。望迷千黍连万亩，路转荆棘入坦途。远脉孕钟天姥秀，长川壤接剡溪纡……”
鼓山可登、可憩、可观、可耕、可读、可隐，确是一座理想的天然乐园。
风光形胜只是鼓山的外在优势，事实上，鼓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文脉和丰富的文化积淀。这才是它主要的价值所在。本文着重对其历史文脉作系统简介。
二、王羲之与鼓山
鼓山的历史文脉可从王羲之说起。东晋（317－420）是新昌地域社会形成和地域文化开创时期。书圣王羲之（303—361）是东晋王朝文化精英群落的领袖人物。永和十年（355），王羲之誓墓（在父母坟前发誓立愿）辞官，后隐居剡东，鼓山就是他主要活动据点之一。《晋书·王羲之传》载：“……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土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游沧海，卒当以乐死。”王氏家族是天师道虔诚信徒，晚年的王羲之对道教迷恋更深。鼓山就是王羲之隐逸修道的地方。山多墓砖，为两晋遗物，可见附近早有民居。
查阅清朝乾隆己酉（1789）《新剡琅琊王氏宗谱》和民国丙寅（1926）《梅山王氏宗谱》，均收录有唐代平阳公路应撰的《唐越州剡县鼓山王右军祠堂记》，记载王羲之“早镇金庭，晚遁鼓山……创金庭道院于功岭（一说梅岭，疑即王罕岭）。晚年托迹炼丹鼓山，创紫芝庵，置山市田。其孙相国尚之居剡，立祠于山麓，以奉祀事，轮奂翬飞，成一方千古之壮观。”上二种王氏宗谱内还收录了王羲之本人《鼓山题辞》文：“……致政金庭，南明别墅。光鼓西涯，剡邑东鄙。绝巘周垂，崇冈顿起。鼓宏对旗，巅夷若砥。其地可锄，有药堪饵。奚翅沃洲，岂让天姥。结庵紫芝，爰居乐土……仲尼成仁，朝闻夕死；孟轲传道，无有乎尔！世远人非，知谁遁此。右军镌石，鼓山同峙。”根据《题辞》，王羲之晚年曾在鼓山炼丹、采药、结庵，还置有田宅，建造过别墅，活动一定很频繁，居住亦应相当长久，非徒足迹所至而已。正因为如此，王羲之的孙子王尚之在鼓山之麓为其祖建造了“王右军祠堂”，而且建造得相当壮丽辉煌。这座号称“一方千古壮观”的右军祠堂至少到唐中期还完好保存着。撰写《祠堂记》的唐人路应，在唐贞元到元和间（785－820）做过州刺史、散骑常侍等官。撰《祠堂记》时估计离尚之建祠已有400多年了。《祠堂记》和《题词》的可靠性是可以探讨的，但没有确凿证据前，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它。
王羲之遁迹鼓山留下了道教文化，从《题辞》对孔孟的追怀中也可窥见儒家文化的影响。应该说道家与儒家文化都存在早期鼓山的历史文脉中。而鼓山与王羲之连在一起，使这种文脉在起点上就具有很高的品位和广泛的影响。
儒道两种文化传统在鼓山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发展着，到宋代，儒学文化发扬光大起来，出现了鼓山书院的辉煌时期。
三、石氏家族与鼓山书院
鼓山书院开创于北宋天禧间（1017-1021），创办人是当时新昌著名教育家石待旦（985－1042）。新旧地方志对早期鼓山书院的记载很简略，只提到“尝延程夫子明道（颢）（1032－1085）讲学于此”，“旧为石亚之（1018-1057）读书处，名石鼓书堂”，“后石子重讲学于此，著《中庸集解》，朱熹尝采其说”。具体情况，虽语焉不详，扑朔迷离，而鼓山书院的创办与发展，离不开石氏家族是无疑的。有必要先说几句石氏家族。原石大宗祠内三副名人对联，把石氏家族在两宋时期文化教育上的赫奕辉煌，表述得淋漓尽致：（一）“祖（待旦）延明道，孙（子重）友晦庵，奕世文光凌北斗；兄（公弼）劾蔡京，弟（公揆）弹秦桧，塞天浩气镇中州”（王阳明）。（二）“同朝十学士，六部五尚书，跻跻冠裳夸右族；一门三状元，四代九御史，巍巍甲第羡名家”（状元倪元璐）。（三）“义塾宏开，造就七十二奇英，陶镕四宰相，德望浙中第一；儒林丕振，继起五百六进土，中兴三状元，科甲天下无双”（状元洪珠）。所以陆游说“浙中右族，石氏为大”。对联中虽没有提到鼓山书院，但从《石亚之墓志铭》中获知，待旦创办石溪义塾，分上、中、下三区，下区名“集贤讲道”，地点就在鼓山书院。石氏家族的人才辈出，名闻天下，岂能与鼓山书院无关？同时，书院与两宋二位大儒程明道、朱熹又有特殊关系。程朱理学，继承发展孔孟道统，而鼓山书院在传播程朱理学，把当时最先进的学术文化传入新昌，并推向浙南起了中介作用，其业迹又岂可轻视！
石待旦（985－1042），隐新昌石溪，与诸弟共创义塾三区，分“白云青嶂”、“石城半隐”、“集贤讲道”三个层次。礼明道程夫子为师，躬自设教。四方受学者，悉饮食缝纫之。相传北宋文（彦博）、杜（衍）、韩（绛）、吕（公著）四相曾来受业，留有“四相潭”地名。范仲淹守越时，聘为稽山书院长，极尊礼之；苏东坡守杭，亦曾礼为乡先生。宋仁宗闻其名，曾赐“待之景公问宗孝正奕祖”十字为子孙名号。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刑部尚书。鼓山书院之名何时正式确定已难考定。《宗谱》只记石待旦有五子，次子石亚之曾隐于鼓山读书，名曰“石鼓书堂”，估计这个书堂就是书院的前身。
石亚之（1018-1057），字潜夫，幼称石好儿。宋景祐元年（1034）进士，年仅17岁，丰神秀俊。宋仁宗十分赏识这位才貌双全的士子，意欲招为驸马。石亚之却婉言相辞，说“亲老愿归养，且家已议鲍氏，王姬非敢偶也”。宋仁宗居然也没有勉强，封赐他为“太常博士”。不久，他就弃官归隐，读书于鼓山，并捐田立观宇。估计书院之初具规模，即在此时。宋景祐三年（1036），朝散大夫章骧撰《石鼓主人记》：“鼓山之下有井焉，井曰‘石井’，千仞碧泉而瑞莲飘香；有池焉，半亩方塘而飞鱼跳跃。左右前后，佳山秀水之盘旋，中建一堂，以为栖息藏修之所者，石公也。石公耕石鼓之田以为食，樵石鼓之木以为炊，蚕石鼓之桑柘以为衣，群石鼓之麋鹿以为友……吾知潜夫不能终居此中而为主人也。讲论经史，寻探义理，以为一身进修之基，是假石鼓之招隐而寄声。盖其高风亮节，睥睨一世，有可慕不可追者乎？”从以上记述看，鼓山更像是石氏的一座庄园，不过石亚之在此“讲论经史，寻探义理”，已为隐居读书明志的处士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和风标，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院也就顺理成章了。《石鼓主人记》中还讲到一个神仙故事：亚之尝遇异人，授以丹药，不敢服，投池中，即有“莲开鱼跃”之异。参军楼钥曾有诗和联曰：“莲瑞古井香，龙骧砚池碧”，“书堂蔓葛，百年闻太博之弦歌；丹灶永成，九转服仙人之药饵”。可见，石鼓书堂里还笼罩着道教丹药的气氛。
关于聘请程明道讲学之事，估计可能与石待旦诸弟待聘、待用等继兄遗志续办义塾和董理书院有关（待旦卒，明道才十岁）。石溪义塾中，中区为“石城半隐”，下区为“集贤讲道”。“鼓山书院乃石城公待旦集贤开讲之所”（见亚之公墓铭）。是否确曾请程明道讲学，尚待考证。但他们之间学术上有交流、人事上有交往则是情理中事。
石亚之开创的读书明志、诗礼传家之风一直在家族内承传下来。亚之次子四十二世石景淹、孙四十三世石端孺都有学问。石端孺，原名公孺，字长孺，长于《春秋三传》，曾著《春秋类例》十三卷，收藏于皇家图书馆中。宋高宗器重公孺，召对称旨，礼为国士，命官固辞，高宗曰：“卿当为朕勉受一官”，授迪功郎，除南岳监。宣和三年庚子(1120）兵事，移家临海。石端孺次子叫石邦维（1090－1135），虽未出仕，却具公忠体国之心，语及“靖康之耻”，辄愤慨不胜。邦维的儿子即石墪（1128-1182），字子重，号克斋，为地方一代儒宗。他在鼓山书院讲学传道，发挥孔孟奥义，传播程朱理学，使鼓山书院声誉鹊起。故宋以后，院内历代都为他立像崇祀。《光绪新昌县志》则直言：“石子重建书院。”
石墪（1128一1182），绍兴十八年（1148）进土，先后任武进县令、尤溪县令、知南康军，均有政绩。他与朱熹三仕同官，交往密切。天资高迈，探究性理之学，领悟经传宗旨，尽得其精奥。朱熹尝谓其论“仁”之体要甚当，发为著述，简明醇粹。一生著作甚丰，有文集数十卷，对《中庸》、《大学》、《周易》等儒家经典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尤其是《中庸集解》（集十先生之讲解）一书广为刊刻发行，全国著名大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均列为主要教材。朱熹为该书作序，并采纳其研究成果入《四书集注》中。宋以后，朱熹成为孔孟道统首席传人、宋明理学大宗师，其《四书集注》也成为历代科举取土的主要依据。石墪在学术上的地位就和朱熹联结在一起了。明嘉靖十三年（1534），状元出身曾任会稽知府的洪珠作《鼓山书院记》对石墪有评价：“呜呼！孔门一派，自孟子后至明道而始明，紫阳（朱熹）一派传自伊洛（二程），新昌一派（石墪）分自紫阳，不可诬也。”又因石墪徙居临海，这一道统又传人台州。《宋元学案》载：“台学源流因之。”《绍兴府志·人物》把石墪列为“理学第一人”。府志和县志中还多次提到：自明道、石墪在鼓山讲学传道后，纠正了迷漫在越中的佛道文化和名士文化所造成的弊端。所谓“仙佛幻迹，风流题咏，王谢一派为烈”，而“名贤盛德，世胃躅业”反而不彰，这对以“修齐治平”为人生追求的读书人说是“耻莫大焉”之事。石墪以求“仁”、道“中庸”为要并终其身，思以“行之乡国，天下来世”，影响所及，学风丕变。清康熙雍正间，省、府、县三级地方官及县内100多名贡生曾多次联名上奏，请求将石墪配享全国各地文庙，列位于大成殿两庑，虽未果，亦可见地位崇高，影响深远。鼓山书院内一直立有石墪像，供人瞻拜。
四、明清至民国的鼓山书院
宋末及元代，鼓山书院处于衰败状态，记载缺如。从元末明初邑人零星诗文中获知，鼓山已不闻读书之声，而成为道教活动之地了。明初吕升有诗感叹：“缅怀古君子，再择睹遗迹。回廊严神像，壤壁阴藓蚀。如何古名地，属此羽衣客。顾我非异端，感此长叹息。”何鉴也发出同样感叹：“书院空传遗故址，遗流今已作仙都。从来胜地多方外，自昔登临属士夫……”。
直到明嘉靖间，由知府洪珠倡导，书院得以重建，并踵事增华，扩大规模。嘉靖十三年（1534）书院落成，洪珠作《鼓山书院记》中说：“乃寻鼓山旧址，得地直可十八丈，横如其数（占地约3600平方），构六楹，中设石墪神位。前四槛为台门，南临大路，建绰楔（牌坊）以树风声。山田地共28亩，咸畀先生裔孙（石家子孙）克刚岁供祀事。堂中屹势尊，宅安境静，泉石幽响，前人讲学声韵，若可听闻。”
明末清初，书院又有一次劫难。嘉庆间（1796-1820），书院再度修建。其时，城中有南明书院，因地湫隘，而鼓山“挹名山之秀，嗣道学之徽”，故将南明书院移并鼓山。修建费用甚钜，由当时富绅陈氏恭人（中宪大夫吕周绪之妻、大夫吕保之母）令其孙乔柯、乔槐投状独建。嘉庆乙亥（1815）始建，次年落成，戊寅（1818）知县涂日曜作碑记。吕氏共捐建讲堂、肄业房50余间，讲堂复祀石墪像，共费以万计。又捐田20亩，作为每岁修理之用。这样经过一百多年，书院又趋颓坏。年久失修，山岚之气，蒸为白蚁，蚁善蚀本，一柱之朽，全厦为倾。光绪间，邑令侯琫森谋诸吕氏族人，再次筹款重修。这次由陈氏恭人曾孙、元孙辈茹藻、茹藩、茹芬、邦钧等共捐制钱千余缗，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建成。院舍再度轮奂美备。又捐田8亩，合计36亩。有清一代，对重建鼓山书院贡献最大的是吕氏家族。这次重建后，一直维持到民国，其遗存至今还在。
书院肇始于唐，兴旺于两宋，它是一种颇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机构。一方面在私塾、义学、家塾等初级启蒙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深造士子；另一方面，也是承传和发展学术文化的研究机构。一般书院由官府统一规定招收名额，生徒分正课、附课、随课三个等级。正课生徒每月膏火费各三两（银），附课各一两，随课无膏火费。每月进行官课、院课两种校课，课考评分按名次排列，可升降原有等级。鼓山书院建院数百年间，大致上也按这个制度办。院请著名学者、博通之士执掌教席。地方官也常亲临讲堂：“诸生肄业其间，掇巍科，膺高爵，显名于时者，先后踵相望。”如清乾嘉期间，会稽茹芬（后中状元）曾来掌院，与新昌城中横铺石板树兰堂主人陈克淳交好，陈克淳之子陈榭簨入书院为茹芬高徒，后中举，官严州训导，是著名教育家，受道光传旨表彰，身后位列乡贤饲。陈榭簨之子陈荣燮多才艺，善书画，文章经济倾动京师，中进土，点翰林，官至户部主事。横铺石板陈家一门俊才大都从鼓山书院培育成才。其余如名进土俞汝农、名举人吕嶂、名绅陈聚奎、天台著名学者齐召南也都和鼓山书院有不解之缘。
迨至民国时期，旧式书院寿终正寝。抗日战争期间蚕桑家陈石民曾借鼓山书院旧址办过农桑学校；抗战后，办过新昌县简易师范学校。晚清名进士梁葆仁之孙梁以忠掌校，治教严谨，艰苦创业，培养300多名学生，成为以后新昌县小学教育骨干队伍，对社会贡献不可低估。总之，书院之历史文脉一直得到承传。五、鼓山的道观
鼓山的历史文脉中兼具儒、道两种文化。王羲之炼丹、采药、结庵之记载，石亚之遇仙人的传奇明显属道教文化。但根据确切的文献记载，鼓山建立道观则在南宋初。《民国新昌县志·寺观》卷七载：“鼓山真圣观，在三都石鼓山，东岳行宫前。宋绍兴十四年（1144），知县林安宅建。宝庆中（1225－1227），知县赵时佺重建，中有石太博遗像。”石太博即太常博土石亚之。
真圣观中塑玄真帝师像。据《道经》记载：“（玄真）帝师于隋开皇元年（581）三月三日，诞生于净乐国王之宫中，生而神灵，长而圣武，弃王嗣弗居，发大愿，誓入武当山中，悟道修真四十余年。道成升天，谒上帝。帝命蹑真武之位，以神教伏天下群魔。以是元化大行，天下咸称救主帝师……由开皇以来，列代罔不钦崇，祠祀遍天下。”
鼓山近县治，阛阓之冲，往来丛杂，兴废靡常。较之书院，道观更易受侵略，其间沧桑之变已难详述。直到明嘉靖间，道观由尚书邑人吕光洵重建，改名元真庵。在《重建古山元真庵碑铭》中，吕光询说明了建庵原由：吕父芝山府君吕世良，一生慕道，作诸善果，事帝师尤甚。光洵乃体察父志而重建道观，此其一；又光洵仕宦四十多年，曾任御史按察关西，又任工部督建芦沟桥，又出赴云南平叛，一生历尽艰险，危而不殆，他认为是帝师阴灵庇佑所致。再，光洵长子应鼎已科举致仕。帝师大造之恩，三世于吕氏，故吕氏备加崇敬，不吝巨资重建。嘉靖丁卯（1567），光洵抚滇归里，万历四年丙子夏（1576），于鼓山原真圣观之南，重饬栋宇数楹，庄严法相。以其乃旧绩也，乃更名古山，颜其庵。
明季沧桑，苦遭兵燹，庭宇颓废，元真庵与书院时鞠为茂草。直至清乾隆间，道观又得以修复。乾隆十七年（1752），天台齐召南（礼部侍郎）作《重修古山观碑记》中云：“乾隆辛未（1751），临海紫阳观秦抱真之法孙王洞虚重兴之，檀樾吕氏暨石氏鼎助之。又期年而神像辉煌，金容闪烁，石氏诸君亦群起重建书院之议。”
乾隆以后，鼓山书院与元真道观同时并立于鼓山中，琅琅书声与袅袅香烟使鼓山笼罩在浓浓的儒道文化气氛中。齐召南碑记中说得明白：“书院石坊峙道左，院与观犬牙相错，唇齿相依，观兴则书院亦兴。”又有对联为证：“庙貌重新，真武英灵昭北极；斯文未坠，石家书院在东邻。”这情形，一直维持到晚清光绪年间，颓败不堪的鼓山书院再度重修，道观则已消声匿迹矣！
六、结语
本文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整成稿，供规划和建设新的鼓山风景名胜区作参考。
（限于篇幅，结语部分略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