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离休老干部、新昌中学名誉校长金望平是我父亲俞渭滨生前的挚友和战友。金望平是杭州人，父亲是新昌人，他们相隔两地怎会成为挚友和战友？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到70多年前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

　　避难新昌，走上抗日救亡征途

　　金望平原在杭州读书。1937年“八一三” 淞沪战争爆发后，杭州受到日军飞机轰炸，许多人纷纷逃往乡下避难。1937年9月，年仅15岁的金望平随母逃到新昌投靠他的舅舅（杨时俊之父），并因此转学就读于新昌中学初二年级，成了我父亲和王超的同班同学。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父亲与金望平、王超爱好相同，志趣相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新昌抗日救亡运动中，三人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他们组织读书会，一起宣传抗日，以文会友。我父亲取县城西门外“它山庙”之“它山”两字成立“它山学社”，邀请金望平、王超等30几个有志校友参加。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发动同学们走出校门，出墙报、画漫画、贴标语，举办时事讲座，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父亲和金望平他们的抗日行动得了新嵊两县社会上舆论的广泛支持。我父亲与金望平、王超等人商量，干脆把校内组织“它山学社”推到社会上去。他们在横街借用一所房子，开辟了阅览室，向广大市民免费提供书报；还开辟了一个会议室，“它山学社”社员轮流上台向市民、进步青年举行报告会，控诉日寇侵华暴行和我军民抗日情势。我父亲还在《嵊新民报》上开辟了一个副刊，取名《新生》，寓意中华民族将在抗日战火中得到新生，以“若草”为笔名，写政论文，金望平以诗歌讴歌抗日。

　　挚友成战友

　　1938年，国民党新昌县党部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队长是国民党新昌县党部书记长俞渭川（左派人士）兼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政工队，中共新昌县工作委员会的几个委员都进入了政工队，该队成了共产党宣传抗日的阵地。我母亲俞月隐和金望平的表兄杨时俊（陈山）于1938年7月同期加入共产党。杨时俊看到我父亲和金望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就在1939年先后介绍我父亲和金望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父亲和金望平从亲密无间的挚友成了并肩战斗的同志和战友。他俩朝夕相处，谈理想、谈追求、谈抗日，相互倾诉革命衷肠。

　　我父亲和金望平初中毕业后，由杨时俊提出举办暑期孩子补习班。父亲着手办班，并招收社会上失学少年儿童，我父亲与同为共产党员的金望平、俞菊生、叶宗淦等人任教上课。他们结合抗日形势，辅导学生学习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游击队之歌》，组织歌咏队上街宣传，组织晨呼队，每天早晨带领学生们上新昌城墙呼喊抗日口号。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我父亲和金望平加深了革命的友情。后来，金望平去江西读大学，但他们仍鸿雁传书，父亲把抗日书刊寄给金望平，金望平亦随时来信诉说当地的抗日形势。

　　接管新中，出任校长

　　新昌解放后，金望平被分配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我父亲主管新昌文化教育工作。当时，新昌中学是新昌地方上的最高学府，里面却没有一个党员，父亲即与宣传部长王超商量决定，由金望平以军代表、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负责接管新昌中学（校务主任由新昌县县长兼任）。我母亲俞月隐原在中共城郊区委工作，为了加强新昌中学党的力量，也调入新昌中学分管党团工作（当时学校未建党支部，我母亲和金望平的党组织关系在县府机关党支部）。

　　1949年8月的一天，在我父亲和王超等人的陪同下，金望平一身戎装、腰别手枪、英姿焕发地进入新昌中学。这所古老、历经沧桑的新昌最高学府迎来了历史的新纪元。

　　金望平和我母亲进入新昌中学后，立即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稳定教师队伍的工作。挽留和聘任一批学术造诣深、在新昌教学界有威望的师资，如陈桥驿、周大风、徐诵光、林世堂、袁湘虞、高伯寅、陈梅等。新昌中学在金望平的主持下，治学严谨，坚持向工农开门，实施人民助学金制度，大批寒门学子迈入了新昌中学校门。校园内革命歌曲的歌声此起彼伏，汇集了新昌大批勤奋好学的优秀青年。

　　建国初期，国家急需人才，金望平和我母亲将品学兼优的学生送去参军参干或上大学深造。对家境困难的学生，金望平师还慷慨解囊、贴车资送他们上大学。新昌中学成了向国家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并因此闻名绍兴地区。金望平不仅是管理学校的佼佼者，而且在教学上也驾轻就熟。生活上，他不善交际娱乐，但嗜书如命，说他读破书万卷毫不过份。他平时兼任教学工作，语文、英语、生物、化学、历史、地理门门得心应手，深得广大师生敬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6年10月，我父亲在绍兴不幸突然去世，金望平为失去他的老友失声痛哭。当时，我尚年幼，母亲也因家庭突变而瘫倒。金望平就亲自带领新昌中学工会主席赶往绍兴为我父亲料理后事，向他青年时代的挚友和革命战友挥泪告别。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金望平被打成了右派。但这并没有摧毁金老师的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他换上草鞋，肩扛锄头，在校园里辛勤劳作，期待着政治生命的春天。

　　一个革命者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祖国大地带来生机，给革命者金望平带来了政治上的春天。中共新昌县委恢复了金望平党籍和校长职务。新昌中学是文革浩劫的重灾区，金望平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学校纪律，调整师资力量，迅速恢复教学秩序。

　　金望平在磨难和挫折面前是强者，在名利和物质面前，却是一个清廉的革命者。他戒掉了几十年抽烟的嗜好，严词拒绝了有事相求的送礼者，婉言谢绝了领导照顾的新房。

　　1984年，金望平要离休了，入伍时间从1948年算起。我得悉后，赶去对他说：“金老师，您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伍龄不应该从1948年算起。要知道，1939年是抗日干部，1948年是解放战争干部，离休待遇相差大哩。”金老师笑着说：“天下熙熙攘攘，为名为利所累，何必呢。”听了金老师一番表白，我感动万分。

　　金望平老师有丰富的革命阅历和优秀的文笔，但他从不炫耀示人。媒体要采访他，有人要他写回忆录，有人要向他索取墨宝，他都一一谢绝。他仅在我父亲逝世50周年时，写过一篇“青春献给党——金望平回忆同学战友俞渭滨”的纪念文章，刊登在2006年6月28日的《今日新昌》上。2001年2月，我母亲谢世，金望平老师把亲自书写的挽联送到灵堂，上书“革命先辈母亲仪范茹辛含苦肩重任，慈悲仁惠福寿全归子女贤孝足千秋”。由此可见，金老师对我父母革命情谊之深切。

　　金望平老师几十年辛勤耕耘在教坛，桃李遍及全国各地。他们有中科院院士，有赴南极考察的向阳红号船长，有长江三峡工程的主要设计者，有全国一流大学的专家、学者、教授。每逢他们获得成绩和荣誉时，都不忘向新昌中学的老校长汇报，感谢金望平老师的栽培之恩。

　　2002年是金望平的80岁寿诞，但他坚拒子女和学生们为他做寿。2003年，许多学生从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宁波赶来，聚集在湖莲潭公园，以召开同学会的名义，邀请金老师参加，为他祝寿。金老师见到许多已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学生，喜不自禁，仿佛自己回到了年轻时代。他说：“当老师最大的乐趣是喜看学生成才。”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革命前辈金望平老师的处世风范和人生追求将永远是我们晚辈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