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之享盛名，由来已久，李氏《本草纲目》将其列为“上品”，《礼斗威仪》更许其“下有人参，上有紫气”。惟人参之概念，养生、禁忌之类，似不为世所重。而碌碌众生，蝇头百姓，则一味信奉其大补之旨，以期起死回生之功，浑不知对症方能施药，药有四气五味之别。

　　清赵慎畛《榆巢杂识》云：“昔陶弘景称人参上党者佳，今惟辽阳吉林宁古塔诸山中，所产株滋盛，且味厚效神，上党直为凡品。”上党者，今之党参是也，与所谓人参者己是云泥之别。近人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之编纂人，某次抱恙，神虚热高，遂入药行购参，所得即吉林人参。时易世移，人参之称谓，也早已应时顺势地变化发展着了。

　　能入李氏《本草纲目》且列“上品”者，自非“泛泛之辈”。本邑遁山王氏女，平素在城里以剃头为业，父怜女累，下山进城，购参煎汤，劝其服下。女服参汤之再三，略无获益，父不解，遂取参渣嚼下，殊不知，凡数月，父身形大変，成遁山屈指可数之胖子矣！亦乡间之美谈。又有黄坛村人，得内热不泄之症，访医寻药，皆不得法，命在旦夕。适有马姓长者隐于乡间僻壤，施以援手，取油性虫蛀之参，令其服下。三天之后，病遂退去。此事貌似大奇，究其实，则仲景书有载，也常事耳。不常者在于近之医家，道心不固，学殖未深，徒自不怜惜，甚或糟蹋自家祖宗传承下的家业罢了。

　　今之入药房购参，其包装皆有说明文字，中有禁忌文字数行，不外乎服参期间不得同食蟹、萝卜、豆芽之类，或参芦不得与参杆共服。诸般种种，在现代医学范畴，已非不移之定论。康熙五十一年，曹寅身染风寒，后至疟疾死。在《江宁织造曹寅奏病已渐愈折》中，他说：“臣今岁偶感风寒，因误服人参，得解后，旋复患疥，卧病两月有余。”康熙朱批：“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可谓一言中的。李绂之《人参考》：“有疾者服之致不起者，十常八九；而无疾者服之尝因以致病。”恰可移作康熙所言之注脚。

　　大凡世间万物，皆有正反之理，参能活命，固然；参能死人，亦固然。此中关键，往往在于一个“法”字，若不得法，则未免取祸引灾。徐大椿之所以在《人参论》中说出：“天下害人者，有破其家未必杀其生者，有杀其生未必破其家者。先破其家而后杀其生者，人参也！”掷地有声，可谓惨痛入骨，非行外者所能体味其一二。

　　医有升降千变化，药无贫富一般心。万法归宗，世事皆然，又岂在人参一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