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和（1935-1990），字绳墨，斋号木蕉堂，别号镜庐，书法家，擅行草，兼真、隶、篆，精治印，能绘事，晚年自创竹简行书，开一家面目。又创楷书入印，令人耳目一新。早在1982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之初，即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兰亭书会第一届会员。品性端重，性情孤高，早年多遇名师，一帆风顺，中岁命途多舛，乃至郁郁不得志。稍晚曾在浙江展览馆、上海美术馆等地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正欲大展才华时又过早离开人世，令人扼腕。生前系新昌中学教师，教学之余，潜心艺事，德艺双馨，时与海内名家酬唱往来，又乐于奖掖后进，对新昌及绍兴书坛都具有相当的影响。
孙正和祖籍浙江奉化，父亲为木匠，后迁往上海，孙正和正是上海出生成长的。他青年时代，正是上海文艺界独领风骚的海派书法由传统碑学向帖学过渡的时期。随着以吴昌硕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海派大家如任伯年、胡公寿、蒲华、曾熙、李瑞清等纷纷谢世，以碑学为归旨、讲究金石趣味的风尚不复往日盛况。而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派应运而生，一大批崇尚晋唐实践和理论、心仪帖学的书法家如马公愚、邓散木、白蕉等汇集在一起，以理论和实践倡导“回归二王”。孙正和7岁开始习字，14岁入中学，受到了马公愚、钱君匋、施南池的悉心指导；1956年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学习期间，又师事郭绍虞教授，并在校举办书法展览；1961年初秋，孙正和分配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并攻读生物专业研究生，得以拜客居北京的海派大家邓散木为师。半年后，受政治影响，北京大学生物系解散，孙正和便调离北京，带着邓自题签的《邓散木旅京印留》稿本（150方印拓）回到了出生地上海。回上海后即被分配至浙江新昌中学任教，又长期接受邓散木好友白蕉、钱君匋、陆惟钊等海派大家的指导。经过邓散木推荐，他先后还从张宗祥、韩登安处请益书法篆刻。孙正和的斋号称“木蕉堂”，就是出自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恩师名号：木：邓散木；蕉：白蕉；堂：钱君匋（号豫堂）。从斋号里就可以看出孙正和与海派的渊源。对帖学海派心性上的亲近，以及海派诸大师的悉心指导，使得孙正和全面而精湛的继承了海派的书道传统。
在楷书上，孙正和受到了恩师邓散木和白蕉的很大影响。邓散木的楷书是以二王一脉的欧体为骨、参以魏碑，对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用力颇深。他曾在给孙正和的信中写道：“有关书法理论资料皆无可为报，我为教师进修学院所编《九成宫》现在印刷中，出版后当寄一册。”又有“我意学书本求端正，故从欧入手打基础较好。”而白蕉早年所临《九成宫》，更是日光之下可与拓本重合，可见功力之深。受两师指导，孙正和的楷书也奉《九成宫》为圭臬，尝言临习此本不下五百遍。1965年白蕉在致孙的书信中写到“书法学习入手不得从小字，大字有了基础，小字一摸即可……足下学《九成宫》若感到碰壁时，可于《皇甫诞碑》或《虞恭公碑》习一二通，以后乃回过头来学《九成》，是时必将另有一番体会也，切切。……”非上上根，对欧书真有得者，不足以语此，从此可略窥师徒间对欧书体会之深。以欧体为底，孙正和又上窥魏晋，于王羲之《黄庭经》、钟太傅《宣示表》皆有所习、所得。
对孙正和隶书上影响最大者当推钱君匋。钱君匋早年博涉隶书《华山》、《礼器》、《石门颂》，中年遇《流沙坠简》问世，深为其古拙无羁，自然生动的书风所折服，反复临池研究，终于以一种天真稚拙、俊雅秀逸、姿肆纵横的汉简隶意书法为书坛开一面新风。受钱君匋影响，孙正和在汉简隶书上下了极大功夫。吸取了汉简的率意洒脱，自然通畅，而少精雕细刻，描头画角的庙堂习气。篆书上，则受邓散木、钱君匋、马公愚等人影响较深。
海派行书多以二王为归旨，白蕉、马公愚、邓散木、沈尹默在二王行书上均有极高造诣，尤以白蕉成就最高，对孙影响也最深。孙正和曾评价：“沈尹默先生传羲之书风如鉴湖之风，澄澈明净。马公愚先生传羲之书风似会稽之酒，芳香醇厚。邓散木先生传羲之书风如越王之台，严峻高耸。白蕉先生传羲之书风如兰亭之竹，潇洒脱俗。”世人以为是的评。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孙正和对海派诸家和二王帖学的理解之深。为了学好行书，他将几位老师的简札，双钩描摹成一部《木蕉堂法帖帖》，以纪念他和诸师友之间的翰墨情缘。对这部丛帖，海上大家施蛰存先生评价：“近世传摹墨迹，皆用照相影印，响拓之技，久已屏迹。正和此编，勾勒工致，诸家笔势宛在，殆无失真，阅之觉有印本不传之妙。”双钩填摹本是古人学书一法，而达到如此之境，可见孙正和对行书所下功夫之深，以及所得之深。孙家壁间平日满挂白蕉、邓散木、马公愚等往来简札及自己临习之作，朝夕对之，反复揣摩体会。孙正和晚年岑寂，偶有小友相过下棋，聊以遣怀，下棋之余，偶引小友至壁间，一一指点，询小友好与不好，或漫答曰不佳，就随手弃去，令人想见他的风度。孙正和除了广为请益外，还广涉诸帖，尤其是对王书《圣教序》情有独钟，反复临写，不下几百遍。有子弟门人前来请教时，兴致来时他就径自手书《圣教序》一通，让学生带回临摹体会。笔者手头就有当年孙正和课徒的数张《圣教序》残篇，点画宛然，昔人已逝，令人一叹。
在对海派的继承上，孙正和对行书的造诣最深。他曾在自己的一幅行书上题跋为：“余学书忽已三十余春秋，进步殊缓，今始略悟用笔之意。甲寅正和补记。”其时正当1974年，孙正和当在四十左右。他二王一路的行书，清俊典雅，圆转流丽，气韵干净，法度森严，确已达到很高造诣。正如沙孟海在1977年对孙正和的书法评价那样：“稳练纯净，莹然玉壶之无尘……真积力久入化境矣。”他曾一半自谦一半自傲的称自己的书法为“”。又曾对着壁间所悬白蕉书法，与人语：“复翁佳处吾自不及，然复翁之书劣者，愚自以为过之矣。”可见他对自己行书的自信。比之白蕉书法，孙书于顿挫处未臻于王书举重若轻之境，比之白蕉终少了一分洒脱。孙性高洁，品性端正，但在胸次悠然，风神洒落上终究是囿于个人气质和际遇，未能进入任运自然，妙契同尘之境。
将孙正和同白蕉在学书方式上，生活态度，个人际遇上作一比较，虽略有牵强，不必定然，或可作一启发以来理解二人书艺。白蕉自言年轻时学二王一直未能有所得，一直要到见到王羲之《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为范本，才稍得其意，后又选《阁帖》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摹，得其神趣。他学画兰也是直接用灯光将兰影打在墙壁上，用笔追摹其影而得，可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孙学书，以双钩填摹，虽然更能得法度，更易见功力，但从另一方面看，就略过严谨，能入不易出。孙正和所钟爱的《圣教序》为怀仁集字而成，虽然精妙绝伦，但在气脉贯通上欠缺于王字它书的自然天成。从生活态度上，有一件小事可以窥见端倪。孙正和曾写信劝白蕉节制饮酒，白蕉回信中写道：“前承节饮之戒，甚善。顷仍极相亲，正恐不饮，其如酒亦寂寞何，酒人酒话，发笑而已。”一庄重，一幽默潇洒，正相映成趣。再从时代机遇上讲，白蕉书法成熟时期，正身处海派鼎盛之时，以职业书家自给自足，虽经济上偶有小窘，但孤高独立，如孤云之出岫，不衫不履，自然磊落。孙正和少年得意，至青年末期，受政治影响，局促新昌一壤之地，志气不得伸展，常自郁郁，空书咄咄，虽寄心艺事以忘俗，点画之际，不能不有所托，于书之顿挫处适足以抒怀，而不能忘情。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有言，“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期然而然也。”孙正和行书造诣虽高，但未达极境，或有所憾，但此为天数，不必苛求。“书者，舒也。”随着竹简行书的面世，晚年的孙正和最终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气韵，最足以抒发自己生命才情的书道方式。竹简行书以孙正和最有心得的二王行书气韵打底，点画间参以汉简隶书笔意，汉简的率意挺拔与二王的潇洒俊逸相得益彰，开自家面目。二王行书如行云流水，典雅流丽，正好抒发了孙的文人情怀，而隶书劲挺而率意的用笔正符合他孤高耿直，端正素朴的为人，厚积薄发的学养才情。较之二王传统行书，竹简行书初看似乎少了其提按顿挫之间的微妙变化，却更注重其神气的连绵贯通。但孙正和认为自己的竹简行书看似用笔简单，横画并施，无藏锋回锋，实际上仍要有较好的汉简和小楷的基础，才能出此新杼。竹简行书较之传统隶书，少了刻画的痕迹，保留了其率直的意趣，多了挥洒的韵致。整体书风呈现出清新、俊雅、流畅、挺拔的形质，表现出的内涵却非常深刻，一些旁若无人的用笔恰恰是孙正和心态的随机展露。这种书风的源头，其实也可以在海派诸家身上窥见端倪，白蕉存世隶书虽极少，但在其1962年书《行书册页》跋尾有一小段隶书，灵动活泼，有行书笔意。邓散木也有此类作品。孙正和根据自家特点，反其道行之，以行书参隶意，形成了自己的面貌。甫一面世，即引起书坛的广泛关注。虽然书家已经仙去二十余年，但他的竹简行书在书画市场上依然受到相当的关注。可惜天不假年，在他的竹简行书渐入佳境时，便俶尔仙逝。他的竹简行书虽得心源，但还多见前人痕迹，尚未真正进入师造化之境。若是让孙正和继续沿着自己竹简行书的路子走下去，相信会有更成熟、更精妙的意韵呈现。这也只能作为假设了。当今书坛，竹简行书也似乎后继乏人，这就更令人叹息了。
孙正和在青年时期即拜篆刻大家邓散木为师，被收为关门弟子，虽然师徒相聚时间不长，只有短短半年，在孙正和离京返乡时，邓散木特赠以《邓散木旅京印留》稿本，可见对他寄予的厚望。此后师徒二人虽不能见面，但鸿雁传书不绝。白蕉曾有书致孙正和：“治印亦一专门学问，足下嗜此盖先摹临秦汉所喜爱印百方，于刀法章法都有了一些体会，再遇明师指点，则柳暗花明矣。”话虽不多，但确属卓见，孙正和也基本是按照这一传统方向习印的。经过邓散木、治印大家钱君匋等的悉心指点，在篆刻上有了相当的造诣。自1964年，孙正和在陆维钊的指导下专攻晋唐行楷书和汉隶入印，长达10余年之久，最终孙先生以楷书笔法入印，独步印坛。气息纯雅，俊秀，把书卷气与金石味较好的熔为一炉，为国内印坛首创，颇受许多名家赞赏，他母校复旦大学的老教授们如郭绍虞、王蘧常就不用说了，沪杭的学者们也偏爱他那一手趣味清醇的楷书印，胡士莹、陆维钊、施蛰存等的常用印就有不少是他刻的行楷印。曾先后入选全国第一届书展，全国首届篆刻邀请展，《浙江篆刻选》等。可惜孙正和空有一副“疏凿手”，没等到大放异彩，五十几岁就因颈椎炎、白内障，很少动刀子了。这不能不说又是孙正和留给我们的遗憾。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尤其是书法，是一门时间的艺术。它固然与一个人的天分才情有很大关系，但也和一个人的心性、胸襟、学养有莫大关系。这些无不需要在时光里累积、打磨、酝酿、发酵，然后升华成为一代大家。此外还有机缘、命运的天意。如同大树的长成，即便一切具足，还可能中途夭于斧斤。孙正和在天分、师友、才情、勤奋上本具备了成为一棵参天大树的条件。当他沉潜四十余年，一旦时运有利，便成为书坛的一道亮丽风景线。1985年，孙正和的个人书法巡回展从新昌开始，从绍兴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所到之处引起广泛兴趣，竹简行书、楷书入印也开始为人所知。正当他雄心万丈，打算伸展枝叶时，罹患抑郁症，长期失眠，于1990年在家中逝去。“千古文章未尽才”，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遗憾吧。
孙正和五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有二十八年是在新昌度过的。虽然他有好几次机会可上调到杭州，正如他所说：“我哪里也不去，决心留在新昌。”“如有可能，我希望专门从事书法艺术的教育与创作，再搏击一番——可能这仅仅是奢望。”“我要大力提倡并推广‘二王’的书体，使绍兴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二王’书法正宗的圣地。”中国书协副主席朱关田先生曾说过“浙江是书法大省，绍兴是书法大市，新昌是书法大县。”孙正和功不可没。新昌的许多优秀书法作者，甚至很多书法爱好者，大都受过孙正和的影响和指点。孙正和得遇名师指点，与海内大家皆有来往，受过海派的熏习，诸体皆能，路子正，眼界宽，一开始就会让学生走上书法的正道。受孙正和指点的晚辈学生，往往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现在新昌地区的一批中青年书家，中流砥柱几乎都出自孙正和门下。书法是没有地域界限的，孙正和虽居新昌，但绍兴地区乃至全国的一些书法篆刻名家都曾得到过他的无私指点。曾有名家回忆当年拒绝孙正和收他为徒，但孙正和并不介意，照样往来，照样给予真诚的指点。可见孙正和真是以书法为天下公器，乐于传道解惑。除了一些走上书法道路的人以外，还有许多爱好书法，受到过孙正和的指导，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上书法道路的人，他们谈起孙正和总是满怀感激，因为在孙正和这里他们感受到了书法的力量，书法对一个人人生、心性的影响。这也许是孙正和留给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吧。
值此兰亭书会成立3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敬献给兰亭书会第一届老会员孙正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