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瑟瑟，冬至将至，那些远去的先辈们在那边可安好？我幼年丧父，家中常有许多父母的老领导、老战友来探望、聚会，和我母亲共叙革命斗争年代的难忘岁月和战友情谊，其中包括新四军老战士善秋伯伯。他与我父母是“同志加兄弟”的革命战友，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四十多年，但那黝黑的皮肤、棱角分明的面容却时常闪现在我眼前。

　　红色交通员

　　善秋伯伯，姓徐名善秋，1911年出生在儒岙镇东山村一个贫农家庭，1941年10月入党，是我县地下党新东南区的政治交通员。

　　善秋伯伯与我父亲俞渭滨、母亲俞月隐结识于1944年初。当时，因浙江省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反共老手顾祝同根据蒋介石“限期剿灭浙东共匪”的密令，为歼灭我四明山抗日武装，于1943年底在天台水南村建立了浙东绥靖指挥部。顾祝同委派浙江省保安处处长竺鸣涛任该部指挥官。因竺是嵊县人，所以他属下的各处室头目大都是嵊县、新昌人，我父亲的胞兄俞渭川被授予少将军衔，出任浙东绥靖指挥部党政处党务科科长，代理党政处长。

　　为粉碎敌人围剿，根据谭启龙的指示，中共嵊新县委领导邵明、魏湘生要求我父母利用俞渭川的关系，设法潜入浙东绥靖指挥部，收集军事情报，为我所用。父亲当时被日本鬼子抓捕，打断三根肋骨、受尽酷刑后，保释回家养伤，但作为一名党员，执行上级指示是刻不容缓的。于是，父亲借俞渭川回新探亲之机，向他要求：日本佬在新昌盯牢我，请求大哥带我去天台谋差事。俞渭川学历高、办事干练，很受竺鸣涛器重。在他的撮合下，父母到绥靖指挥部谋职一事终获成功，我父被任命为党务科少校科员，母亲任少尉宣工队员。潜入指挥部后，父亲很快摸清了该部的机构设置、武装力量、武器装备。善秋伯伯受组织指派，赶到天台和我父亲接上关系。从此，他和我父母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

　　善秋伯伯头戴凉帽，穿着一身破旧的对襟衣，腰间缠着一块“料绞”，中间斜插着一个竹杆烟盅，脚穿一双草鞋，打扮成一个地道的挑夫。在父亲受上级指派潜伏在浙东绥靖指挥部的岁月里，善秋伯伯多次往返新昌、天台，把父亲收集到的重要情报直送四明山浙东区党委或报送嵊新县委。这些情报包括国民党要抓捕的新嵊地下党名单、顾祝同与黄绍竑的密电抄件、敌人围剿四明山根据地的高级军事会议记录和军事行动方案等，都是由我母亲用米汤写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家书”的字缝里，上级领导收到后用碘酒一涂，情报文字就显现出来。善秋伯伯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机智地将情报折成小条，嵌在凉帽棕丝或油纸中间。为此，父亲他们受到了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的嘉奖。

　　机智脱险

　　1945年5月，中共新东区委遭到敌人破坏，新东区委书记王群和俞伯才等人被捕入狱，形势十分险恶。父亲闻讯，即派地下党员王燧耀赶赴儒岙，通知新东南区委书记潘景炎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潘连忙清理家中文件、资料，但人员还来不及转移。5月28日凌晨，浙江保安处二团三中队突袭儒岙镇，包围了潘景炎家，将在现场的潘景炎、钱爱珍、丁大章、善秋伯伯等11名党员群众逮捕。面对这群荷枪实弹的豺狼虎豹，善秋伯伯临危不惧。只见他上身赤膊，嘴衔老烟盅，不慌不忙，机智地挑起潘景炎家里的一担粪桶，面带笑容地说：“我是潘店王家‘做年’的。”敌人打量了一番挑着臭哄哄的粪桶的“老农”，掩着鼻子挥手示意快走。就这样，智勇双全的善秋伯伯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善秋伯伯脱险后，马上通知新东南区区委委员潘震，并和他一起赶到嵊新奉中心县委，汇报了新东南区遭敌人破坏、潘景炎等人被捕的情况。鉴于新东南区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善秋伯伯就留在了四明山游击纵队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此后，善秋伯伯融入革命的大洪流，北撤山东，在抢林弹雨中转战南北，直至全国解放。

　　喜结良缘

　　1949年5月22日，新昌解放，县城里锣鼓喧天，我父母正忙于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此时，已故战友梁福祥烈士的遗孀俞喜娥阿姨带着儿子，从大市聚乡下来到城里，母亲连忙热情接待，安排他们住在我家。1951年10月，善秋伯伯经过淮海战役、孟良崮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后，从西南军区载誉转业，回到新昌。父母看到善秋伯伯戎马一生，40多岁尚未成家，就有意介绍喜娥阿姨与他为妻。

　　喜娥阿姨有些守旧，认为自己30多岁了，结婚有点难为情。母亲向她宣传刚刚颁布的新婚姻法，同时介绍善秋伯伯的革命经历，赢得了她的认可，有情人终成眷属。当时，喜娥阿姨头上梳着旧式妇女的团头，母亲亲自给她剪成齐耳短发，人也容光焕发了。

　　善秋伯伯与喜娥阿姨结婚，父母带我前去参加婚礼，地点在柴行口土产公司宿舍。结婚仪式完全是喜事新办，未置办酒席，由我父母主持了一个茶话会，县长王士英和县府各科负责人到会祝贺。大家吃着瓜子、糖果，畅谈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新生活，其乐融融。

　　善秋伯伯历经过地下斗争、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论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没有显赫的官职。部队转业后，从土产公司调到供销社，从食品公司调到副食品公司，许多战友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却一直是一个股长。他始终如一，不忘宗旨，不改初心，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基层第一线，从不炫耀自己的革命经历，从不伸手向组织要官讨薪。他逝世后，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唯一让后代引以为傲的是，那些承载着他那段革命经历的军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