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不到三年的时间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希望用更好的科研条件、更好的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但他婉言谢绝。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他回到了1950年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他，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他义无反顾地答应。回家对妻子只说“要调动工作”。妻子问他，你要去哪？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多久？他的回答是一样的：不能说！从此，他从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所有熟悉他的人的世界中消失了。整整28年，连思念的家书也不知送达何处。

　　回来时，他是一个直肠癌患者，61岁，白发苍苍。

　　他是邓稼先，中国的两弹元勋。

　　年少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曾为那个千疮百孔的中国，建起一道能够维护国家尊严的屏障。却不知，两弹元勋的背后，隐藏的又是何等的血泪。

　　我不知道，在那个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也只能从岳父那里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

　　我不知道，一次实验事故，邓稼轩一个人冲进实验区，捡起那枚摔碎的核弹，命令所有人都在场外待命。“我不能走。”他说。而核辐射的后果，是止疼用的杜冷丁从一天一针变成一个小时一针。

　　邓稼轩躺在病床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快去工作吧，别让那些国家把我们的国家落得太远。”

　　他已经付出了太多。然而，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国家奖金总计20元。

　　当生命走到终点，他握着妻子许鹿希的手，苍老的面孔上浮现出一种历经岁月雕刻后的宁静。他说：“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核事业，还是会选择中国。”然后闭上眼，溘然长逝。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借保尔之口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邓稼先早已以生命作下了注脚。

　　就在前几天，当我看见中国自主研发的“华龙一号”核反应堆时，我想起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身边9岁的堂弟拉着我的衣服，指着电视里的核工程师，骄傲地说：“我想当一个科学家，就像他们一样。”我想，如果邓老先生能看到这一切，必定会万分欣慰吧。

　　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已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人民不会忘记，国家不会忘记。

　　历史会记住一朵花的芬芳。

　　高一（11）班：求安怡